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Ｅｃｋｅｒꎬ Ｐｅｒｒｉｈａｎ Ａｌ－Ｒｉｆｆａｉꎬ Ｃｌｅｍｅｎｓ Ｂｒｅｉｓｉｎｇｅｒꎬ Ｒａｗｉａ Ｅｌ－Ｂａｔｒａｗｙ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 数据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 (德) 奥利维尔􀅰埃克尔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Ｅｃｋｅｒ) 等著ꎻ 徐海泉ꎬ 孙君茂译著 􀆰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１０ 　 书名原文: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Ｅｇｙｐｔ􀆳ｓ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１１６－４８２０－４ Ⅰ􀆰 ①营􀆺　 Ⅱ􀆰 ①奥􀆺 ②徐􀆺 ③孙􀆺　 Ⅲ􀆰 ①食品－政府补贴－财政政策－研究－ 埃及　 Ⅳ􀆰 ①Ｆ８１４􀆰 １１０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 (２０２０) 第 １１１４０５ 号 责任编辑 金　 迪　 崔改泵 责任校对 马广洋 出 版 者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１２ 号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１ 电　 　 话 (０１０)８２１０９１９４(编辑室) (０１０)８２１０９７０２(发行部) (０１０)８２１０９７０９(读者服务部) 传　 　 真 (０１０)８２１０９６９８ 网 　 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ｓｔｐ.ｃｎ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７１０ｍｍ×１ ０００ｍｍ　 １ / １６ 印　 　 张 １４􀆰 ２５ 字　 　 数 ２３８ 千字 版　 　 次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１ 版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１ 次印刷 定　 　 价　 １１８􀆰 ００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译者名单 主　 译: 徐海泉　 孙君茂 译　 者: 徐海泉　 孙君茂　 蔡少伦　 周晓雨 缐孟瑶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成立于 １９７５ 年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 ＩＦＰＲＩ)ꎬ 可为持续减贫、 消除 饥饿和营养不良提供研究性政策建议ꎮ 该研究所除开展常规性研究外ꎬ 还致 力于研究成果交流、 优化合作伙伴关系、 促进食物可持续生产能力建设、 推 动健康食物系统、 市场和贸易改善、 农业改革、 农业生产复建ꎬ 以及加强机 构建设和管理等工作ꎮ 研究所同样也非常重视性别问题研究ꎮ ＩＦＰＲＩ 合作伙 伴遍布世界各地ꎬ 既有发展执行机构、 公共机构ꎬ 又有私营部门和农民 组织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关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同行评审流程 ＩＦＰＲＩ 图书是基于 ＩＦＰＲＩ 原始创新研究的政策性出版物ꎮ 所有提交给 ＩＦＰＲＩ图书出版的初稿均需经过 ＩＦＰＲＩ 出版审核委员会 (ＰＲＣ) 的审核评审 流程ꎮ 经审核通过后ꎬ ＰＲＣ 会邀请至少两名熟悉相关研究领域和研究国家背 景的外部评审专家进行外部评审ꎮ 收到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后ꎬ ＰＲＣ 会向作 者做出是否允许编辑出版的决定ꎬ 或是根据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做进一步修 改完善ꎮ ＰＲＣ 再重新评估修订后的初稿ꎬ 并就此向 ＩＦＰＲＩ 所长提出出版建 议ꎮ 在所长批准后ꎬ 初稿进入编辑和制作流程ꎬ 最终成为 ＩＦＰＲＩ 图书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摘　 　 要 如今ꎬ 埃及正面临着营养不良双重负担和营养与发展脱节两大营养挑 战ꎬ 这将对埃及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产生重要影响ꎮ 本书主要探讨了这两 大营养挑战ꎬ 并对紧急、 果断地解决这些挑战对埃及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进 行了分析说明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埃及 ３１％的 ６~５９ 月龄儿童生长迟缓ꎬ 而这种情况通常只发生 在国民收入水平远低于埃及的发展中国家ꎮ 除此以外ꎬ 埃及也是世界上女性 超重和肥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ꎬ ２０ 岁以上女性 (不包括孕妇) 人群超重率 为 ７３％ꎬ 肥胖率为 ３４％ꎮ 儿童超重率几乎与生长迟缓率持平ꎬ 高达 ２９％ꎮ 营 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并存不仅发生在国家层面ꎬ 而且发生在家庭甚至个人层 面ꎬ 如 ２２％的生长迟缓儿童的母亲ꎬ 已达到超重程度ꎻ 生长迟缓合并超重儿 童占 １４％ꎮ 令人惊讶的是ꎬ 不管城市还是农村ꎬ 经济收入末端 １ / ５ 群体与顶 端 １ / ５ 群体中ꎬ 儿童长期营养不良、 儿童及其母亲营养过剩以及营养不良的 双重负担的发病率非常接近ꎮ 尽管埃及经济快速增长ꎬ 但儿童生长迟缓率却 在 ２１ 世纪以来显著平稳地升高———这对于一个同期并未出现过战争的国家 来说ꎬ 是一种非典型趋势ꎮ 研究发现ꎬ 营养变迁、 经济危机和日益加剧的贫困、 食物补贴制度以及 对营养改善的投资不足ꎬ 是埃及所面临的两大营养挑战的四个驱动因素ꎮ 这 些因素结合起来可能导致了该国的非典型状况ꎮ 女性营养过剩率高可能部分 因营养变迁所致ꎬ 而部分儿童发育迟缓的增长则可能是由一系列的经济危机 所引起ꎬ 但这些因素尚不足以解释埃及的特殊情况和在埃及人口中观察到的 营养不良模式ꎮ 该研究的主要假设为: 埃及的大规模食物补贴制度在减少营 养不良方面并未有效发挥作用ꎮ 事实上ꎬ 它可能同时维持甚至加剧了两大营 养问题ꎮ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的改革之前ꎬ 巴拉迪面包面粉计划以及配给卡计 划均导致能量过量消费和不均衡的饮食摄入ꎬ 因为他们以非常低且不变的价 格提供富含能量的食物ꎬ 并且配额远高于健康的膳食推荐量ꎮ 除了这些假设 的直接性营养效应之外ꎬ 食物补贴制度可能对营养产生另一种不利的间接影 响: 分配给食物补贴的公共预算无法用于营养支出ꎬ 例如针对儿童和孕产妇 􀅰１􀅰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的营养干预措施ꎮ 为了给主要假设提供支持性证据ꎬ 计量经济学分析使用倾向匹配评分方 法对分类和连续性变量以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埃及家庭收入、 消费支出调查 (ＨＩＥＣＳ) 的数据进行研究ꎬ 以评估食物补贴措施对儿童和孕产妇的营养改 善效果、 对个人和家庭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以及家庭膳食质量的直接影响ꎮ 评估结果表明ꎬ 配给卡计划 (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对城市地区的营养不良和营 养过剩产生了巨大影响ꎮ 巴拉迪面包面粉计划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营养过剩 都有显著影响ꎮ 配给卡计划的营养效应要大于巴拉迪面包面粉计划ꎮ 与主要 假设一致ꎬ 统计学上没有显著的结果表明更多的食物补贴可以改善营养ꎮ 相 反ꎬ 较高的食物补贴增加了儿童及其母亲营养不良的风险ꎬ 特别是和营养过 剩相关的风险ꎮ 而城市儿童及其母亲超重的风险与家庭配给卡计划的补贴水 平成正比ꎮ 母亲营养过剩在配给卡计划的受益家庭中比在非受益家庭中更为 常见ꎮ 随着巴拉迪面包面粉补贴的增加ꎬ 城市母亲的超重风险也随之增加ꎮ 此外ꎬ 随着城市日粮卡计划补贴水平的增加ꎬ 儿童发育迟缓以及营养不良的 双重负担呈现概率增加的趋势ꎮ (二分类) 倾向匹配 (ＰＳＭ) 评分估计表明ꎬ 配给卡计划的城市受益家庭中ꎬ 儿童发育迟缓的风险仍低于非受益家庭ꎮ 因 此ꎬ 并非所有配给卡计划覆盖儿童都表现出负面的营养影响ꎬ 而是受不同的 补贴水平的影响ꎮ 然而ꎬ 对于产妇营养过剩而言ꎬ 该方案只有不利影响ꎮ 家 庭膳食质量指标的评估结果证实ꎬ 配给卡计划似乎确实通过倡导非平衡饮 食ꎬ 特别是富含微量营养素食物的摄入ꎬ 对城市地区的营养状况产生了不利 影响ꎮ 总而言之ꎬ 本书的调查结果表明ꎬ 无论是基于经济原因考虑ꎬ 还是基于 营养和公共卫生问题而言ꎬ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改革都迫在眉睫ꎮ 从营养角度 来看ꎬ 主要是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之前实施的配给卡计划刺激高能量和不平衡饮食 的过度消费ꎬ 尤其是在城市受益者中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埃及新政府开始彻底改 革食物补贴制度ꎬ 旨在减轻该国预算中迅速增加的巨额财政负担ꎬ 以提高其 作为社会保护工具的效力ꎮ 最近的变化标志着向循证依据体系建立迈出了重 要一步ꎬ 并为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措施提供了基础ꎮ 虽然营养问题可能在改革 辩论中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ꎬ 但已经实施的调整ꎬ 尤其是配给卡计划的调 整ꎬ 预期可能会产生积极的饮食影响ꎮ 这种高能量－低营养素膳食模式ꎬ 虽 然不能被消除但却正在减少ꎮ 鉴于埃及持续存在的特殊营养挑战ꎬ 未来的食物补贴改革应该从一开始 就将营养问题考虑在内ꎮ 事实上ꎬ 有可能将现行的补贴制度转变为对抗营养 􀅰２􀅰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不良的关键政策工具ꎮ 后续影响评估的研究可以提供关于不同改革方案对收 入、 膳食和营养影响的重要依据ꎬ 从而有助于在埃及建立一个更加注重营养 的社会保障体系ꎮ 关键词: 倾向评分ꎻ 剂量反应模型ꎻ 营养不良双重负担ꎻ 营养增长脱 节ꎻ 儿童发育迟缓ꎻ 超重ꎻ 食物补贴ꎻ 食物援助ꎻ 巴拉迪面包ꎻ 配给卡ꎻ 埃及 􀅰３􀅰 摘　 　 要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前　 　 言 近年来ꎬ 我们越来越了解到良好的营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ꎮ 研究表 明ꎬ 儿童期营养不良不仅影响儿童受教育水平和成年后收入水平ꎬ 还会对整 个社会产生不良影响ꎮ 虽然一些国家已经在减少营养不良方面取得了进展ꎬ 但超重、 肥胖以及与其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已越来越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ꎮ 埃及是正在同时与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问题斗争的国家之一ꎮ 在 «营养 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一书中ꎬ 作者认为最近埃 及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加剧可以通过几个驱动因素的组合来解释: 经济增长 与营养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脱节ꎻ 由于最近一系列经济危机ꎬ 导致贫困加剧ꎻ 对营养问题的公共投资 (如基本医疗保健、 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 以 及营养意识和教育计划不足ꎻ 由于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ꎬ 人口面临着 快速的营养变迁ꎮ 此外ꎬ 本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对发展中国家营养和社会保护进行讨论ꎬ 作者的研究表明埃及的食物补贴制度自实施以来直到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加剧了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ꎮ 更高的食物补贴增加了儿童及其母亲营养不良的风 险ꎬ 特别是与营养过剩相关的风险ꎮ 因此ꎬ 除了关于食物补贴改革的传统论 点ꎬ 即粮食补贴改革涉及高财政成本和常常没有目标性之外ꎬ 作者还提出了 补贴改革的另一个论点ꎮ 自从 ２０１３ 年年初ꎬ 本书初步研究结果首次在开罗发表以来ꎬ 埃及政府 已经开始根据本书的一些建议从根本上改革食物补贴制度ꎮ 从长远来看ꎬ 政 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将是是否应该沿着阿尔及利亚、 约旦和墨西哥 等国的道路ꎬ 用有条件的收入性补助取代食物补贴ꎬ 或者维持有针对性的食 物补贴ꎬ 例如美国和印度已经实施过的ꎮ 从短期来看ꎬ 作者就如何提高现行 制度对营养的关注度提出了具体建议ꎬ 包括更明智的补贴目标、 基于需求的 补贴产品选择、 食品强化和营养教育ꎮ 后续监测改革体系的经济和营养效益 与成本分析ꎬ 以及政策制定者学习和调整意愿对改革成功至关重要ꎮ 樊胜根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 􀅰１􀅰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致　 　 谢 本项研究得益于众多人的意见和建议ꎮ 我们特别感谢来自开罗大学的 Ｄｉｎａ Ｍａｇｄｙ Ａｒｍａｎｉｏｕｓ、 Ｈｅｂａ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 和 Ｓｈｅｒｉｎｅ Ａｌ－Ｓｈａｗａｒｂｙꎬ 来自世界粮 食计划署 (ＷＦＰ) 的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Ａｂａｔｎｅｈ、 Ｒｉｈａｍ Ａｂｕｉｓｍａｉｌ、 Ｇｉａｎ－Ｐｉｅｔｒｏ Ｂｏｒ￣ ｄｉｇｎｏｎ、 Ｎｏｒａ Ｓｏｌｉｍａｎ 和 Ｊａｎｅ Ｗａｉｔｅꎬ Ｎａｄｉｍ Ｋｈｏｕｒｉ (前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 委员会)ꎬ 兰开斯特大学的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Ｍａｙｓｔａｄｔꎬ 卢森堡社会经济研究所的 Ｍｉｃｈｅｌａ Ｂｉａꎬ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 ＩＦＰＲＩ) 的 Ｈａｒｏｌｄ Ａｌｄｅｒｍａｎ、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ｉｌ￣ ｌｉｇａｎ、 Ｋａｔｒｉｎａ Ｋｏｓｅｃ 和 Ｊｅｆ Ｌｅｒｏｙꎮ 我们高度赞赏由 Ｈｅｂａ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 提供的对贫 困和不平等的评估ꎬ 以及由埃及中央公共动员和统计局 ( ＣＡＰＭＡＳ) 的 Ｋｈａｌｅｄ Ｍａｈｅｒ 提供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埃及家庭收入、 支出、 消费的应用数据 集ꎮ 我们感谢塔夫茨大学的 Ｍａｒｃ Ｎｅｎｅ 提供的研究帮助ꎮ 我们也非常感谢国 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出版物评审委员会ꎬ 其主席 Ｇｅｒｓｈｏｎ Ｆｅｄｅｒ 及两位匿名评 审人的指导建议ꎮ 我们非常感谢 ＩＦＰＲＩ 的视觉设计和制作团队对该书的编辑 和设计ꎬ 特别是 Ｊａｍｅｄ Ｆａｌｉｋ、 Ｊａｍｅｓ Ｓａｍｐｌｅ 和 Ｊｏｈｎ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ꎬ 以及由 Ｋａｔｒｉｎ Ｐａｒｋ 领导的 ＩＦＰＲＩ 通信团队的大力支持ꎮ 我们感谢所有图书出版人员在制作 这本书时所做的工作ꎮ 我们研究的初步结果在以下活动中作了介绍: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在德国斯图加 特举行的 “隐性饥饿大会”ꎻ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在开罗举行的 ＣＡＰＭＡＳ 研讨会ꎬ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在开罗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ꎬ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在美国 国际开发署举行的活动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 ＩＦＰＲＩ 研讨会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在哥廷根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举行的研讨会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在 开罗举行的 ＷＦＰ －ＣＡＰＭＡＳ － ＩＦＰＲＩ 联合研讨会ꎮ 我们感谢所有与会者的 意见ꎮ 我们非常感谢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政策、 机构 和市场研究计划部提供的财政支持ꎮ 􀅰１􀅰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１􀆺􀆺􀆺􀆺􀆺􀆺􀆺􀆺􀆺􀆺􀆺􀆺􀆺􀆺􀆺􀆺􀆺􀆺􀆺􀆺􀆺􀆺􀆺􀆺􀆺􀆺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６􀆺􀆺􀆺􀆺􀆺􀆺􀆺􀆺􀆺􀆺􀆺􀆺􀆺􀆺􀆺􀆺􀆺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 ７􀆺􀆺􀆺􀆺􀆺􀆺􀆺􀆺􀆺􀆺􀆺􀆺􀆺􀆺􀆺􀆺􀆺􀆺􀆺􀆺􀆺􀆺 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生理学原因 ７􀆺􀆺􀆺􀆺􀆺􀆺􀆺􀆺􀆺􀆺􀆺􀆺􀆺􀆺􀆺􀆺􀆺 埃及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全球性对比 １０􀆺􀆺􀆺􀆺􀆺􀆺􀆺􀆺􀆺􀆺􀆺􀆺􀆺􀆺 埃及营养不良双重负担模式 １１􀆺􀆺􀆺􀆺􀆺􀆺􀆺􀆺􀆺􀆺􀆺􀆺􀆺􀆺􀆺􀆺􀆺􀆺 经济增长与营养脱节 １９􀆺􀆺􀆺􀆺􀆺􀆺􀆺􀆺􀆺􀆺􀆺􀆺􀆺􀆺􀆺􀆺􀆺􀆺􀆺􀆺􀆺 埃及慢性儿童营养不良与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内的比较 ２０􀆺􀆺􀆺􀆺􀆺􀆺 埃及慢性儿童营养不良模式 ２４􀆺􀆺􀆺􀆺􀆺􀆺􀆺􀆺􀆺􀆺􀆺􀆺􀆺􀆺􀆺􀆺􀆺􀆺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２６􀆺􀆺􀆺􀆺􀆺􀆺􀆺􀆺􀆺􀆺􀆺􀆺􀆺􀆺 营养变迁及其对营养不良的影响 ２６􀆺􀆺􀆺􀆺􀆺􀆺􀆺􀆺􀆺􀆺􀆺􀆺􀆺􀆺􀆺􀆺 发展中国家的营养变迁 ２７􀆺􀆺􀆺􀆺􀆺􀆺􀆺􀆺􀆺􀆺􀆺􀆺􀆺􀆺􀆺􀆺􀆺􀆺􀆺􀆺 埃及食物和宏量营养素消费变化趋势 ２９􀆺􀆺􀆺􀆺􀆺􀆺􀆺􀆺􀆺􀆺􀆺􀆺􀆺􀆺 埃及的经济危机与贫困 ３３􀆺􀆺􀆺􀆺􀆺􀆺􀆺􀆺􀆺􀆺􀆺􀆺􀆺􀆺􀆺􀆺􀆺􀆺􀆺􀆺 贫困与慢性儿童营养不良的关系 ３４􀆺􀆺􀆺􀆺􀆺􀆺􀆺􀆺􀆺􀆺􀆺􀆺􀆺􀆺􀆺􀆺 家庭食物不安全及应对策略 ３８􀆺􀆺􀆺􀆺􀆺􀆺􀆺􀆺􀆺􀆺􀆺􀆺􀆺􀆺􀆺􀆺􀆺􀆺 食物补贴对营养的影响 ４０􀆺􀆺􀆺􀆺􀆺􀆺􀆺􀆺􀆺􀆺􀆺􀆺􀆺􀆺􀆺􀆺􀆺􀆺􀆺􀆺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前的埃及食物补贴制度 ４１􀆺􀆺􀆺􀆺􀆺􀆺􀆺􀆺􀆺􀆺􀆺􀆺􀆺􀆺􀆺 最近的埃及食物补贴制度改革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５􀆺􀆺􀆺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的特点 (研究中) ４８􀆺􀆺􀆺􀆺􀆺􀆺􀆺􀆺􀆺􀆺􀆺􀆺􀆺􀆺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对于膳食促进和营养改善的意义 ５１􀆺􀆺􀆺􀆺􀆺􀆺􀆺􀆺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对于营养的影响 ５４􀆺􀆺􀆺􀆺􀆺􀆺􀆺􀆺􀆺􀆺􀆺􀆺􀆺􀆺􀆺 埃及家庭补贴和非补贴食物的消费量 ５７􀆺􀆺􀆺􀆺􀆺􀆺􀆺􀆺􀆺􀆺􀆺􀆺􀆺􀆺 埃及的营养———有益投资 ６８􀆺􀆺􀆺􀆺􀆺􀆺􀆺􀆺􀆺􀆺􀆺􀆺􀆺􀆺􀆺􀆺􀆺􀆺􀆺 营养导向型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 ６８􀆺􀆺􀆺􀆺􀆺􀆺􀆺􀆺􀆺􀆺􀆺􀆺􀆺􀆺􀆺􀆺 基本医疗保健和营养干预 ７０􀆺􀆺􀆺􀆺􀆺􀆺􀆺􀆺􀆺􀆺􀆺􀆺􀆺􀆺􀆺􀆺􀆺􀆺􀆺 􀅰１􀅰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第四章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的营养效果分析 ７６􀆺􀆺􀆺􀆺􀆺􀆺􀆺􀆺􀆺􀆺􀆺􀆺 方法和数据 ７７􀆺􀆺􀆺􀆺􀆺􀆺􀆺􀆺􀆺􀆺􀆺􀆺􀆺􀆺􀆺􀆺􀆺􀆺􀆺􀆺􀆺􀆺􀆺􀆺􀆺 调查数据和估计变量 ８９􀆺􀆺􀆺􀆺􀆺􀆺􀆺􀆺􀆺􀆺􀆺􀆺􀆺􀆺􀆺􀆺􀆺􀆺􀆺􀆺􀆺 巴拉迪面包面粉补贴的效果 １２１􀆺􀆺􀆺􀆺􀆺􀆺􀆺􀆺􀆺􀆺􀆺􀆺􀆺􀆺􀆺􀆺􀆺􀆺 第五章　 总结 １２５􀆺􀆺􀆺􀆺􀆺􀆺􀆺􀆺􀆺􀆺􀆺􀆺􀆺􀆺􀆺􀆺􀆺􀆺􀆺􀆺􀆺􀆺􀆺􀆺􀆺 主要发现 １２６􀆺􀆺􀆺􀆺􀆺􀆺􀆺􀆺􀆺􀆺􀆺􀆺􀆺􀆺􀆺􀆺􀆺􀆺􀆺􀆺􀆺􀆺􀆺􀆺􀆺􀆺 政策含义 １３０􀆺􀆺􀆺􀆺􀆺􀆺􀆺􀆺􀆺􀆺􀆺􀆺􀆺􀆺􀆺􀆺􀆺􀆺􀆺􀆺􀆺􀆺􀆺􀆺􀆺􀆺 局限性和研究意义 １３３􀆺􀆺􀆺􀆺􀆺􀆺􀆺􀆺􀆺􀆺􀆺􀆺􀆺􀆺􀆺􀆺􀆺􀆺􀆺􀆺􀆺􀆺 参考文献 １３５􀆺􀆺􀆺􀆺􀆺􀆺􀆺􀆺􀆺􀆺􀆺􀆺􀆺􀆺􀆺􀆺􀆺􀆺􀆺􀆺􀆺􀆺􀆺􀆺􀆺􀆺􀆺 附　 　 录 １５６􀆺􀆺􀆺􀆺􀆺􀆺􀆺􀆺􀆺􀆺􀆺􀆺􀆺􀆺􀆺􀆺􀆺􀆺􀆺􀆺􀆺􀆺􀆺􀆺􀆺􀆺􀆺 􀅰２􀅰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第一章　 引　 言 良好的营养是增进人类福祉和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①ꎮ 最近的研究 清楚地表明ꎬ 营养不良ꎬ 尤其是营养不良ꎬ 不仅是贫困、 粮食短缺和疾病导 致的结果ꎬ 而且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 (国际食物政策 研究所 ２０１４)②ꎮ 营养不良减缓了经济增长ꎬ 并通过低体能和低认知能力造 成生产力损失从而加剧了贫困 (世界银行ꎬ ２００６)ꎮ 据估计ꎬ 由营养不良导 致的个人生产力损失可超过其终生收入的 １０％ꎬ 发展中国家每年的生产力损 失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 ２％~ ３％ (Ｈｏｒｔｏｎꎬ １９９９ꎻ 世界银行ꎬ ２００６)ꎮ 而在营养不良率和人均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国家ꎬ 损失甚至可能 超过 ＧＤＰ 的 １０％ (Ｈｏｒｔｏｎ 和 Ｒｏｓｓꎬ ２００３ꎻ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ꎬ ２０１４)ꎮ 家庭收入潜力和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损失是由于认知能力受损ꎬ 这 在较发达的经济体中尤为明显 ( Ｈｏｄｄｉｎｏｔｔ 等ꎬ ２００８ꎻ Ｓｅｌｏｗｓｋｙ 和 Ｔａｙｌｏｒꎬ １９７３)ꎮ 与营养良好的同龄人相比ꎬ 长期营养不良的儿童ꎬ 智商 (ＩＱ) 得分 往往低 ５~１１ 分ꎬ 学习成绩也更差 (Ｃａｕｌｆｉｅｌｄ 等ꎬ ２００６ꎻ 世界银行ꎬ ２００６)ꎮ 从社会层面看ꎬ 育龄妇女以及幼儿的营养不良问题应被给予特别关注ꎬ 因为 这两个群体的营养不良率最高ꎬ 而这两者的营养状况对于子孙后代的兴盛发 􀅰１􀅰 ① ② 营养不良是一种慢性疾病ꎬ 由任何一种或几种必需的宏量或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或过量ꎬ 或 由影响人体营养吸收或储存的不利健康状况引起ꎮ 根据 Ｍａｙｅｒ (１９７６) 的研究ꎬ 营养不良可以分为四 种形式: (１) 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 (由膳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和 / 或蛋白质的缺乏引起ꎬ 通常被称为 “饥饿” )ꎻ (２) 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 (由膳食中的矿物质和维生素缺乏引起ꎬ 通常称为 “隐性饥 饿” )ꎻ (３) 营养过剩 (主要由碳水化合物的过度消耗引起)ꎻ (４) 继发性营养不良 (即主要由疾 病引起的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ꎮ 这本书着眼于营养不良谱的两端ꎬ 因此在术语上区分营养不良和营 养过剩ꎮ “贫困显然是对福祉的剥夺􀆺􀆺它包括低收入和无法获得有尊严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商品和服 务” (世界银行ꎬ ２０１２ꎬ 改编自 Ｈａｕｇｈｔｏｎ 和 Ｋｈａｎｄｋｅｒꎬ ２００９)ꎮ “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 社会和经济的途径获得足够的、 安全的和有营养的食物来 满足他们的饮食需要和食物偏好ꎬ 从而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时ꎬ 这才是真正的食品安全” [联合国粮 食与农业组织 (ＦＡＯ) １９９６ꎬ 第一段]ꎮ “粮食安全的四大支柱是可供应量ꎬ 获取渠道ꎬ 充分利用和 稳定供应” 和 “营养是粮食安全概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ＦＡＯ) ２００９ꎬ 第一段]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展最为重要ꎮ 同时ꎬ 从怀孕到幼儿两岁是生命周期中的窗口期ꎬ 此期间的营 养干预最为有效ꎮ (Ｂｒｙｃｅ 等ꎬ ２００８ꎻ Ｅｎｇｌｅ 等ꎬ ２００７ꎻ Ｖｉｃｔｏｒａ 等ꎬ ２００８)ꎮ 除 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之外ꎬ 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还会增加医疗保健成本 (世界银行ꎬ ２００６)ꎬ 从而给经常紧张的预算带来额外负担ꎬ 并可能从其他急 需的社会或发展支出中剥夺资源ꎮ 尽管营养不良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主要营养问题ꎬ 但在部 分发展中国家ꎬ 营养过剩问题也正在日渐凸显ꎮ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年ꎬ 全球肥胖患 病率几乎翻了一番ꎬ 女性患病率达到 １４％ꎬ 男性患病率达到 １０％ (Ｆｉｎｕｃａｎｅ 等ꎬ ２０１１ꎻ Ｓｔｅｖｅｎｓ 等ꎬ ２０１２)ꎮ 除北美以外ꎬ 中东和北非 (ＭＥＮＡ) 以及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ＬＡＣ) 的肥胖率最高ꎬ 其中女性肥胖率超过 ３０％ (Ｆｉｎｕｃａｎｅ 等ꎬ ２０１１ꎻ Ｓｔｅｖｅｎｓ 等ꎬ ２０１２)ꎮ 营养过剩率的上升往往伴随着非传染性疾病 (ＮＣＤｓ) 的日益流行ꎬ 这 必然导致个人和社会的医疗费用以及生产力损失大幅增加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ꎬ Ｆｉｅ￣ ｂｅｌｋｏｒｎ 和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０３ꎻ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ꎬ Ｒｕｈｍ 和 Ｋｏｓａꎬ ２００５ꎻ Ｐｏｐｋｉｎ 等ꎬ ２００６ꎻ Ｔｒｏｇｄｏｎ 等ꎬ ２００８)ꎮ 例如ꎬ 中国超重和肥胖造成的花费预计将从 ２０００ 年的 约 ５００ 亿美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４％) 上升到 ２０２５ 年的约 １ １２０亿美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９％) (Ｐｏｐｋｉｎ 等ꎬ ２００６)ꎮ 预计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全球非传 染性疾病死亡人数将增加 １５％ꎬ 其中中东和北非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和东南亚地区的死亡人数增幅最大ꎬ 将超过 ２０％ (ＷＨＯꎬ ２０１１)ꎮ 近年来ꎬ 营养不良尚未彻底解决ꎬ 而营养过剩问题却又越发突出ꎬ 导致 新的营养挑战出现ꎬ 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日益关注公共卫生ꎮ 营养过剩和营养 不良并存ꎬ 被称为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ꎬ 在中等收入国家ꎬ 尤其是中东 和北非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尤为普遍ꎮ 快速 “营养变迁” 可能是营养不良双重负担增加的重要原因ꎮ 这种现象 描述了经济增长和转型与技术进步 (特别是通信和运输) 带来的饮食模式和 身体活动水平的转变ꎮ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１９９３ꎬ １９９４)ꎮ 饮食模式和饮食习惯的快速 转变ꎬ 例如摄取更多的加工食品和在外就餐ꎬ 以及由于越来越多需要久坐的 工作方式和缺乏体育锻炼而减少的体力劳动量ꎬ 使超重和肥胖率以超越营养 不良 减 少 的 速 度 增 加 (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ꎬ ２００６ꎻ Ｓｃｈｍｉｄｈｕｂｅｒ 和 Ｓｈｅｔｔｙꎬ ２００５ꎻ Ｓｈｒｉｍｐｔｏｎ 和 Ｒｏｋｘꎬ ２０１２)ꎮ 事实上ꎬ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一些中东 和北非国家ꎬ 包括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埃及ꎬ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已经经历 了实质性的营养变迁 (Ｇａｌａｌꎬ ２００２)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 除营养变迁外ꎬ 经济和社会政策和计划可能会导 􀅰２􀅰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致营养过剩的迅速增加和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ꎮ 例如ꎬ Ａｓｆａｗ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０７ａꎬ ２００７ｂ) 发现ꎬ 随着国家食物补贴ꎬ 食物价格下降ꎬ 埃及的 女性体重指数 ( ＢＭＩ) 和女性超重和肥胖的发生风险增加ꎮ 而 Ｌｅｒｏｙ 等 (２０１３) 的研究表明ꎬ 现金和实物补助导致墨西哥农村妇女的体重增加ꎬ 超 重率增高ꎮ 这些案例研究结果得到了高收入国家研究证据的支持ꎬ 特别是关 于美国食品券计划对超重和肥胖影响的研究 (例如 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０５ꎻ Ｍｅｙｅｒ￣ ｈｏｅｆｅｒ 和 Ｐｙｌｙｐｃｈｕｋꎬ ２００８ꎻ Ｖｅｒ Ｐｌｏｅｇ 等ꎬ ２００７ꎻ Ｚａｇｏｒｓｋｙ 和 Ｓｍｉｔｈꎬ ２００９)ꎮ 本书以埃及为案例研究国家ꎬ 丰富了有关社会政策和公共项目对当代营 养问题影响的文献ꎮ 具体而言ꎬ 我们的研究有两个目标: 第一ꎬ 全面概述埃 及两大主要的营养挑战ꎬ 以及它们潜在的关键驱动因素ꎮ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 相比ꎬ 这在埃及尤为明显ꎮ 这两大营养挑战是: ①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ꎻ ②伴随着经济长达数十年的高速增长ꎬ 与预期相反ꎬ 慢性 (儿童) 营养不良 的患病率并未下降———这是一个被称为 “增长—营养脱节” 的挑战ꎮ 第二ꎬ 我们的研究以计量经济学的方式调查了潜在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ꎬ 即消费者 食物补贴ꎬ 与营养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我们认为ꎬ 埃及规模庞大而长期的 食物补贴制度有助于维持甚至加剧这两种营养挑战ꎮ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ꎬ 我们论证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ꎬ 营养不良的 双重负担和增长—营养脱节的问题在埃及确实异常明显ꎬ 描述了埃及人口中 各自的营养不良模式ꎬ 并详细阐述了四个可能相互关联的因素ꎬ 这些因素通 常被认为是造成或促成埃及营养不良的高发病率的原因ꎮ 这四个因素除了营 养变迁的全球现象之外ꎬ 还包括由于一系列经济危机导致的贫困加剧、 食物 补贴制度以及对营养问题的投资不足ꎮ 本书第一部分的分析采用了文献综述和描述性统计相结合的方式ꎬ 这些 统计的数据来源于各种跨国数据库、 官方数据源和横截面家庭调查ꎬ 包括几 轮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 (ＤＨＳ) (ＭＯＨꎬ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 和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ꎮ 在第二部分ꎬ 我们转向第二个目标ꎬ 重点关注埃及食物 补贴对营养的因果性影响ꎬ 特别是对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的影响ꎮ 在主要的 实证分析部分中ꎬ 我们使用准实验设计和独特的横截面家庭调查数据集——— 汇编自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埃及家庭收入、 消费支出调查 (ＨＩＥＣＳ)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来估计食物补贴制度对儿童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 孕产妇营养 过剩、 同一儿童和同一对母子中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并存ꎬ 以及家庭膳食 质量的直接影响ꎮ 提供统计证据证明食物补贴和营养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３􀅰 第一章　 引言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对于食物补贴制度作为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驱动因素这一假设来说至关重 要ꎮ 此外ꎬ 食物补贴对慢性儿童营养不良的潜在不利影响ꎬ 可能加剧观察到 的 “经济增长与营养脱节” 现象ꎮ 我们之所以选择埃及作案例研究ꎬ 是因为埃及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和经 济增长与营养脱节这两大营养挑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ꎬ 也是因为有 望通过改革现有政策和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ꎬ 为加快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ꎮ 埃及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社会政策改革可能是对食物补贴制度 的实质性修订ꎮ 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为正在进行的食物补贴改 革进程和与该国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政策提供有用信息ꎮ 由于过去的改革似 乎没有考虑过食物补贴对营养和公共卫生的影响ꎬ 因此我们的研究可能为进 一步的改革和根本性的政策修订提供新的视角和更丰富的基础理论ꎮ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ꎬ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尤其令人担忧ꎮ 几乎每 ３ 个 ５ 岁以下的埃及儿童中就有一个儿童长期营养不良 (根据 ２０１１ 年的估 计) ———这一患病率在比埃及国民收入水平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ꎮ 埃及也是世界上女性超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ꎬ 在所有 １５~ ４９ 岁 (未孕) 已 婚女性中有 ７８％受超重的影响ꎬ 而近 ４０％的女性肥胖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和 Ｗａｙꎬ ２００９)①ꎮ 此外ꎬ 与全球伴随经济增长而营养不良不断减少的趋势相反ꎬ 尽管 经济高速增长ꎬ 但至少在 ２１ 世纪前十年ꎬ 慢性儿童营养不良现象显著增加ꎮ 和十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 ４􀆰 ８％相联系的是ꎬ 儿童发育迟缓患病率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４􀆰 ６％增长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１􀆰 ２％ꎮ 尽管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 ２１ 世纪经济增长的同时ꎬ 经历了日益严重的长期儿童营养不良ꎬ 但埃及这种经 济增长与营养脱节的程度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全世界的其他发展 中国家相比是异常的 (我们将在本书中介绍)ꎮ 我们认为ꎬ 虽然营养变迁是促成埃及当代营养挑战的主要发展过程ꎬ 但 它不足以解释埃及在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方面的特殊性ꎮ 对于儿童发育迟缓 患病率增加的常见推测性解释是最近一系列经济危机的累积影响ꎮ 这些危机 包括 ２００３ 年埃及镑 (ＥＧＰ) 的贬值ꎻ ２００６ 年的禽流感疫情ꎻ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 的全球粮食、 燃料和金融危机ꎻ ２０１１ 年春季的革命造成的宏观经济不稳定ꎮ 尽管这些冲击导致了 (货币) 贫困的持续加剧ꎬ 但它们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 为什么儿童发育迟缓率要在埃及最富有的 /收入最多的 １ / ５ 的人口中增加最 􀅰４􀅰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如果成人的体重指数 (ＢＭＩ) 为 ２５ 或更大ꎬ 则将其分类为超重ꎬ 如果成人的体重指数 (ＢＭＩ) 为 ３０ 或更大ꎬ 则将其分类为肥胖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多ꎬ 而在最贫困的 １ / ５ 人口中几乎保持稳定 (我们将在本书中展示)ꎮ 我们进一步认为ꎬ 埃及的大型食物补贴制度在减少儿童和孕产妇营养不 良方面一直无效ꎬ 并假设它有助于维持甚至加剧这两大营养挑战ꎮ 因此ꎬ 食 物补贴制度的存在和设计可以为该国在全球比较中的特殊性提供解释ꎮ 这个 假设的基本原理有两点ꎮ 首先ꎬ 食物补贴制度可能会通过激励过度消费廉价和高能量的食物以及 不平衡的饮食阻碍良好的营养ꎬ 并可能直接导致营养不良ꎬ 特别是造成营养 不良的双重负担ꎮ 通过补贴提供充足的廉价能量ꎬ 可以刺激他们过度消费ꎬ 导致超重和肥胖ꎮ 高于生理需求水平的能量消耗并不能改善儿童的身体发 育ꎬ 而埃及儿童生长发育迟缓则是由于饮食不足 (可能还有健康状况不佳) 导致的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ꎮ 在过去几十年中ꎬ 超重和肥胖的快速增加以及 儿童发育迟缓的缓慢减少、 停滞甚至增加导致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ꎮ 此外ꎬ 尽管经济高速增长ꎬ 但儿童发育迟缓减少甚微甚至有所增加ꎬ 构成了经济增 长与营养脱节的一部分ꎮ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的覆盖面和补贴率很高ꎬ 部分是 为了应对最近的经济危机ꎬ 甚至在 ２１ 世纪又有所提高ꎮ 其次ꎬ 食物补贴制度对公共预算造成了沉重负担 (除了更大规模的燃料 补贴之外)ꎬ 因此ꎬ 资金无法用于可能更有益于营养的投资ꎮ 这样ꎬ 补贴制 度就会间接维持和加剧营养不良ꎮ 由于缺乏进行此类调查所需的数据ꎬ 我们 在主要实证分析中忽略了食物补贴的这种潜在间接影响ꎮ 按照这一论点ꎬ 本书的结构如下: 第二章ꎬ 通过比较埃及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情况ꎬ 探讨不同地区、 不同人群以及不同时期的国内差异ꎬ 分析了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 与 “经济增长—营养脱节”ꎮ 第三章ꎬ 探讨了埃及 特殊情况下潜在关键社会经济驱动因素ꎮ 这些潜在的驱动因素包括营养变 迁、 近期经济危机的持续、 食物补贴制度以及缺乏关注营养问题的投资ꎮ 第 四章ꎬ 对埃及食物补贴制度的假设营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ꎬ 解释了应用的方 法ꎬ 描述了所使用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家庭收入、 消费支出调查 ( ＨＩＥＣＳ) 数 据ꎬ 并给出了估算结果ꎮ 第五章ꎬ 总结本书的主要发现ꎬ 并讨论对政策和研 究的意义ꎮ 􀅰５􀅰 第一章　 引言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ꎬ 育龄妇女和婴幼儿的营养不良问题应该受到格 外关注ꎮ 这是因为: 这两个群体患病率最高ꎻ 这两个年龄段群体的营养健康 对后代发展至关重要ꎻ 从女性受孕到孩子 ２４ 个月大的时间段里ꎬ 目标干预 的经济效益最好 (Ｂｒｙｃｅ 等ꎬ ２００８ꎻ Ｅｎｇｌｅ 等ꎬ ２００７ꎻ Ｈｏｒｔｏｎ 等ꎬ ２０１０)ꎮ 因为子宫内营养不良会发生代际传播 (见下文)ꎬ 孕妇营养不良会造成 严重的长远影响ꎮ 营养不良的母亲更难给孩子提供充足、 营养丰富的母乳和 足够的照顾ꎮ 反过来ꎬ 这增加了儿童营养不良的风险ꎮ 儿童早期营养不良又 会降低他们的后期认知和身体机能以及工作能力ꎮ 所以ꎬ 和营养状态良好的 同龄儿童相比ꎬ 营养不良母亲的子女在一开始就可能在经济上属于弱势 群体ꎮ 鉴于母婴营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ꎬ 我们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学龄 前儿童和育龄妇女———特别是孩子的母亲的营养状况ꎮ 营养状况取决于人类 学测定方法ꎮ 人类学测定方法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已经从几个方 面被证明是可靠的营养指标ꎬ 特别是针对 ５ 岁以下儿童ꎬ 并且更广泛地ꎬ 还 是关键的发展指标ꎮ 第一ꎬ 聚焦儿童这一典型的最弱势的家庭成员ꎬ 关注儿童便抓住了家庭 内部资源 (包括食物和看护时间) 分配的各个方面ꎬ 而这些方面在使用整体 家庭水平指标ꎬ 比如贫穷指数 (由家庭收入衡量)ꎬ 或者由标准家庭消费调 查衍生而来的食物与营养消费指数时会被忽视ꎮ 第二ꎬ 人类学测定方法是对 人体状况的测定ꎬ 因此也是对营养 (和健康) 指标的测定 (不同于食物与 营养素消耗 /摄取测定)ꎮ 第三ꎬ 人类学测定方法通过测定人体中宏量和微量 营养素、 健康状况、 营养吸收与疾病的相互作用ꎬ 对食物摄入的充足性进行 整体掌握ꎮ 第四ꎬ 由于儿童成长发育有较高的生理性营养需求、 特殊的饮食 需要、 以及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导致易患疾病ꎬ 因此儿童的营养状况往往比成 年人对不断变化的生活条件和冲击更敏感ꎮ 第五ꎬ 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高通 常和基本公共服务 (特别是在卫生部门) 水平低下、 饮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 质量差、 低学历、 性别不平等和高人口增长率有关ꎮ 􀅰６􀅰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使用选定的人类学测定指标ꎬ 以下两部分详尽分析了埃及的两大营养挑 战: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和经济增长与营养脱节ꎮ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 营养不良和过剩可以在人口、 家庭、 甚至个体层面共存ꎮ 在人口层面ꎬ 营养失调的双重负担常见形式是儿童发育迟缓和成人超重患病率高ꎻ 在家庭 层面ꎬ 是儿童发育迟缓和母亲超重ꎻ 在个体层面ꎬ 则为发育迟缓却超重的儿 童ꎮ 其他常见形式还包括微量营养素缺乏和超重共存ꎮ 由于该研究与慢性营 养不良和这一疾病与 (未来) 经济发展的联系有关ꎬ 所以本节的重点在于五 岁以下儿童同时出现的发育迟缓和超重ꎬ 以及他们母亲的超重问题ꎮ 从发展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ꎬ 如果营养失调的双重负担在人口层面很普 遍ꎬ 但是营养不良与过剩在相当一部分人口数内却不共存于某一家庭或者同 一个体ꎬ 那么这一问题可能会很容易被忽视ꎮ 与之相较ꎬ 假如营养失调的双 重负担在家庭和个体层面也很常见ꎬ 情况则不是这样ꎮ 前者的情况并不构成 一个新问题ꎬ 更可能被看作财富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获取失衡等其他研究完 善的发展问题的结果ꎮ 举个例子ꎬ 人们会认为一个国家里只有穷人才会营养 不良ꎬ 而营养过剩只在富人身上出现 (Ｃｏｒｓｉꎬ Ｋｙｕ 和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ꎬ ２０１１ꎻ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ꎬ Ｐｅｒｋｉｎｓ 和 Ｋｈａｎꎬ ２００９)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此处将营养不良与营 养过剩区分为不同问题ꎬ 因此出台相应政策建议时通常会单独考虑ꎬ 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ꎮ 然而ꎬ 如果营养失调的双重负担在家庭和个体层面也很普遍ꎬ 比如埃及 (见下文)ꎬ 得出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准确ꎬ 这一结果甚至可以导致适得其反 的政策建议ꎮ 在这种形势下ꎬ 家庭可能面临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同时加重的 情况ꎬ 相关政策需要仔细考虑它们对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潜在影响ꎮ 此 外ꎬ 这些情况必将大范围发生ꎬ 从而导致家庭和个人中同时存在营养不良和 营养过剩的发病率飙升ꎬ 以至于成为一个公共健康问题ꎮ 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生理学原因 在寻找导致并加重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因素时ꎬ 需要注意存在遗传条件 对该病的表现和严重程度的影响ꎮ 由于缺少合适的人群队列数据ꎬ 我们无法 估计遗传因素造成的营养效应ꎬ 也无法评估其相对于分析中涉及的社会经济 􀅰７􀅰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因素 (相关讨论见下文) 的重要性ꎮ 遗传条件对当代人群营养不良发病率的 影响似乎与我们的研究并无太大关系ꎬ 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受当前政策变化影 响的因素ꎮ 然而ꎬ 导致并加重当代人营养不良的因素也会增加后代的患病风 险ꎮ 因此ꎬ 以下文献综述描述了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生理学原因ꎬ 同时对造 成育有发育不良儿童的超重母亲ꎬ 和超重且发育不良儿童的现象的原因给予 了特别关注ꎮ 健康文献提供了有力证据ꎬ 证明了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可能性在子宫 就已经决定ꎮ 文献也全面证实了胎儿营养后期影响身体发育和身体构造、 增 加营养相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ＮＣＤｓ) 患病率的原因ꎮ 这些原因分析都基 于 Ｂａｒｋｅｒ 著名的 “错配假说” ———又名 “节约基表型假说” (Ｈａｌｅｓ 和 Ｂａｒｋｅｒꎬ １９９２ꎻ ２００１)ꎬ 或者与之一致ꎮ 该假说从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以及相 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ＮＣＤｓ) 两个方面解释了营养不良的代际传播ꎮ 根据 这一假说ꎬ 胎儿时期缺乏营养会导致不可逆的代谢变化ꎬ 这种变化可能是为 了当日后环境与子宫内环境一致时为存活做出的适应性调节ꎬ 但增加了在成 年期面对不同条件时营养性疾病的风险 (Ｂａｒｋｅｒꎬ １９８８)ꎮ 具体来说ꎬ 怀孕期间患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症与胎内生长迟 缓、 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较高风险相关 (Ｈａｎ 等ꎬ ２０１１ꎻ Ｈａｉｄｅｒ 和 Ｂｈｕｔｔａꎬ ２０１２ꎻ Ｓｃｈｏｌｌ 和 Ｈｅｄｉｇｅｒꎬ １９９４ꎻ Ｙｉꎬ Ｈａｎ 和 Ｏｈｒｒꎬ ２０１３)ꎮ 与 Ｂａｒｋｅｒ 的假说 一致ꎬ 生长迟缓可以被视为一种在不损害重要器官发育的情况下补偿营养供 应不足的机制ꎮ 低出生体重增加了婴儿成年后患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和Ⅱ型 糖尿病的风险———这些疾病正是典型的超重和肥胖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ＮＣＤｓ) (Ｂａｒｋｅｒꎬ ２００４)ꎮ 尽管和正常体重的女性相比ꎬ 超重和肥胖女性不太可能生育出低体重儿 童 (１ ５００~２ ４９９ｇ)ꎬ 但她们更可能早产ꎬ 生出超低体重儿童 ( <１ ５００ｇ)ꎬ 这就增加了死胎的风险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ꎬ ２０１０)ꎮ 此外ꎬ 妇女怀孕期间体重增加 过多或者出现相关心血管疾病的症状ꎬ 她们生下这些先天缺陷婴儿的风险较 高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等ꎬ １９９９ꎻ Ｇｌｕｃｋｍａｎ 和 Ｈａｎｓｏｎꎬ ２００８)ꎮ 怀孕期间ꎬ 孕妇超重 会影响胎盘生长ꎬ 导致胎儿营养供应受损ꎬ 从而导致胎儿发育迟缓 (Ｗｕ 等ꎬ ２００４)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虽然低出生体重明显代表胎儿宫内生长发育不佳ꎬ 但是 体重正常也不一定代表理想发育ꎮ 宫内营养不良会对胎儿大脑造成结构性损 害ꎬ 影响婴儿自主神经发育和探究行为ꎬ 从而影响儿童认知发展 (Ｖｉｃｔｏｒａ 等ꎬ ２００８)ꎮ 美国的一项人群队列研究表明ꎬ 平均智商差异与出生体重直接 􀅰８􀅰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相关ꎮ 一对兄弟的出生体重即使在正常范围ꎬ 出生体重每差 １００ｇ 可导致 ７ 岁时智商评分相差 ０􀆰 ５ 分ꎮ 另外ꎬ 一项系统的回顾性研究表明ꎬ 母亲肥胖不 利于母乳喂养 (Ｔｕｒｃｋｓｉｎ 等ꎬ ２０１４): 与正常体重的孕妇相比ꎬ 肥胖女性更 少选择母乳喂养ꎮ 孕产妇肥胖还与乳汁分泌延迟、 乳汁分泌不足、 母乳喂养 时间缩短有关ꎮ 胎儿期和婴儿期营养不良可能导致永久性代谢变化ꎬ 增加儿童成年后的 超重、 肥胖和相关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ＮＣＤｓ) 的风险 (Ｂａｒｋｅｒꎬ ２００４ꎻ Ｕａｕｙ 等ꎬ ２００８)ꎮ 营养不良的母亲所生的孩子可能已经建立了一套生存机 制ꎬ 因此他们能更好地吸收食物里的营养并更容易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体 内ꎮ 然而ꎬ 如果童年或者成年时期处于容易造成肥胖的环境里ꎬ 他们体内的 胎儿代谢机制会让他们比健康的同龄人更容易肥胖 ( Ｈａｌｅｓ 和 Ｂａｒｋｅｒꎬ ２００１)ꎮ 另外ꎬ 低出生体重儿童成年后比出生体重大的人更容易患高血压和 Ⅱ型糖尿病ꎮ 这两种疾病的患病模式和冠心病一致 (Ｂａｒｋｅｒꎬ ２００４)ꎮ 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 (ＮＣＤｓ) 的患病风险随着出生体重的增加而降低ꎬ 而随着儿 童早期体重的迅速增加而增加ꎮ 怀孕期间营养过剩也可能导致胎儿永久性的新陈代谢变化ꎬ 从而增加儿 童日后超重和相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ＮＣＤｓ) 的风险 (Ｄａｂｅｌｅａꎬ ２００７ꎻ Ｄａ￣ ｂｅｌｅａ 等ꎬ ２０００ꎻ Ｆｒｅｉｎｋｅｌꎬ １９８０)ꎮ “能量介导的畸形生长假说” (Ｆｒｅｉｎｋｅｌꎬ １９８０) 认为ꎬ 子宫内过量的葡萄糖供应会导致胎儿身体控制系统的不可逆转 的功能失调ꎬ 包括葡萄糖耐受不良、 饥饿调节不良和脂肪积聚 (Ｐｌａｇｅｍａｎｎꎬ ２００８)ꎮ 虽然孕妇体内过高的葡萄糖会自由供给胎儿而不受限制ꎬ 但是孕妇 的胰岛素却不会穿过胎盘ꎬ 导致胎儿的胰腺通过产生大量的胰岛素来吸收血 糖 (Ｆｒｅｉｎｋｅｌꎬ １９８０)ꎮ 尽管相关的人体研究结果仍然有限ꎬ 但是现有的数据 表明ꎬ 剔除母体肥胖症和糖尿病的遗传性影响ꎬ 胎儿时期母体患糖尿病的人 出生后更容易患病 (Ｄａｂｅｌｅａ 和 Ｃｒｕｍｅꎬ ２０１１)ꎮ 然而胎儿时期母体糖尿病对 儿童心血管疾病的影响机制却仍未被完全理解ꎮ 有研究发现ꎬ 母亲患糖尿病 的新生儿在接受血糖刺激时胰岛素分泌增强ꎬ 因此胰岛素分泌功能受损被认 为是一种可能的影响机制ꎮ 然而ꎬ 后期儿童体内会产生抗胰岛素性ꎬ 所以新 生儿的胰岛素分泌增强到底是暂时的应激现象还是葡萄糖耐受受损的症状ꎬ 我们仍不清楚ꎮ 尽管如此ꎬ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ꎬ 超重妇女或怀孕期间体 重增加过多的妇女所生的儿童ꎬ 在不受遗传特征影响的情况下ꎬ 患肥胖和相 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ＮＣＤｓ) 的风险增加ꎮ 最后一点ꎬ 胎内生长发育阻滞和低出生体重可能造成儿童产后发育迟缓 􀅰９􀅰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和头围增长缓慢ꎬ 头围偏小的儿童更可能出现精神运动性发育延迟 (Ｂｏｖｅ 等ꎬ ２０１２)ꎮ 尽管生长发育迟缓的症状主要体现在出生后并在婴儿 ２４ 个月左 右时达到高峰 (Ｖｉｃｔｏｒａ 等ꎬ ２０１０)ꎬ 但是和出生时身长体重正常的孩子相比ꎬ 早产或者胎龄较小的儿童更容易持续身体发育迟缓 (Ｈｅｄｉｇｅｒ 等ꎬ １９９９ꎻ Ｋａｒ￣ ｌｂｅｒｇ 和 Ａｌｂｅｒｔｓｓｏｎ－Ｗｉｋｌａｎｄꎬ １９９５ꎻ Ｌｅｇｅｒ 等ꎬ １９９７ꎻ Ｓｔｒａｕｓｓ 和 Ｄｉｅｔｚꎬ １９９８)ꎮ 由于营养和健康状况差ꎬ 而且儿童出生后前两年发育迅速ꎬ 所以生长迟缓的 症状一时难以减轻ꎬ 甚至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重ꎮ 发育迟缓的儿童后期 更可能超重 (Ｂｏｖｅ 等ꎬ ２０１２ꎻ Ｅｌ Ｔａｇｕｒｉ 等ꎬ ２００９ꎻ Ｐｏｐｋｉｎ 等ꎬ １９９６ꎻ Ｓｃｈｒｏｅ￣ ｄｅｒꎬ Ｍａｒｔｏｒｅｌｌ 和 Ｆｌｏｒｅｓꎬ １９９９)ꎮ 有早期证据表明ꎬ 造成这一现象的潜在生理 机制是发育迟缓的儿童比健康的同龄人体脂氧化更困难ꎬ 因此更容易患肥胖 症 (Ｓａｗａｙａ 和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２００３ꎻ Ｈｏｆｆｍａｎ 等ꎬ ２０００ａꎬ ２０００ｂ)ꎮ 总之ꎬ 如 Ｂａｒｋｅｒ (２０１２) 所说: “慢性病并非无可避免ꎬ 它们是人类 生长发育方式发生改变的结果”ꎮ 许多儿童患营养不良ꎬ 并且后期患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增加ꎬ 因为他们的母亲在孕期和哺乳期间营养不良ꎮ 除了遗传因素外ꎬ 母亲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儿童营养不良的风险也会增加ꎬ 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往往相同或相似ꎮ 家庭饮食结构由家庭收入、 食品价 格、 受教育程度和许多其他因素决定———其中一些因素可能受到经济和社 会政策的影响ꎮ 埃及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全球性对比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在中东和北非 (ＭＥＮＡ) 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ＬＡＣ) 这两个发展中地区最为明显 (Ｇａｒｒｅｔｔ 和 Ｒｕｅｌꎬ ２００５)ꎮ 营养不良问题 在这两个地区仍是屡见不鲜ꎬ 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和结构转型ꎬ 营养过剩问题则迅速加剧ꎮ 实际上ꎬ 与北美地区一样ꎬ 中东和北非 (ＭＥＮＡ) 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ＬＡＣ) 地区有着全球最高的超重和肥胖 患病率ꎬ 其中女性 (２０ 岁以上) 超重率超过 ６０％ꎬ 肥胖率超过 ３０％ (Ｆｉｎｕ￣ ｃａｎｅ 等ꎬ ２０１１ꎻ Ｓｔｅｖｅｎｓ 等ꎬ ２０１２)ꎮ 女性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与儿童发育迟 缓的患病率在各国之间呈负相关ꎮ 考虑到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 段ꎬ 这种反比关系也可能标志着这几个国家同其他普通国家一样ꎬ 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走着儿童营养不良率降低和女性肥胖及超重率趋高的老路ꎮ 从估算 函数图来看ꎬ 这一反比关系呈一条扁平的 Ｓ 曲线 (图 ２􀆰 １ 和图 ２􀆰 ２)ꎮ 但是有几个国家的数据结果偏离了一般关系ꎮ 例如ꎬ 和儿童发育不良患 􀅰０１􀅰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病率相比ꎬ 埃及、 危地马拉、 伊拉克、 莱索托、 墨西哥、 巴拿马、 南非和沙 特阿拉伯的女性超重和肥胖患病率极高ꎮ 其中ꎬ 埃及、 危地马拉、 莱索托和 南非的儿童发育不良患病率超过 ３０％ꎮ 考虑到实际儿童发育不良的患病率ꎬ 埃及女性超重和肥胖的实际患病率与预期患病率之间的落差最大ꎬ 特别是对 于女性肥胖这种更严重的超重形式而言ꎮ 因此ꎬ 根据这一结果ꎬ 在全球比较 中ꎬ 埃及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 (在地区层面) 问题最为明显ꎮ 埃及女性超重和肥胖的发病率居世界前列ꎮ 埃及是女性肥胖率最高的 １０ 个国家之一ꎬ 排在美国、 墨西哥和伊拉克之前ꎬ 仅次于科威特、 利比亚、 卡 塔尔和一些加勒比小岛国 (Ｎｇ 等ꎬ ２０１４)ꎮ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埃及的人口及健康调查 (ＤＨＳｓ) 数据显示ꎬ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ꎬ ２０~ ４９ 岁的所有 (非妊娠) 妇女中有 ８０％左右的人体重超标 (ＭＯＨꎬ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 和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①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ꎮ 女性肥胖率在 ２００８ 年约为 ４０％ꎬ 与 ２０００ 年大致相同ꎮ 长达 ３３ 年的研究期间ꎬ Ｎｇ 等 (２０１４) 发现埃及 女性肥胖平均增长率最高ꎬ 其次是沙特阿拉伯、 阿曼、 洪都拉斯和巴林ꎮ 因 此ꎬ 近几十年来ꎬ 埃及慢性营养过剩和相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ＮＣＤｓ) 的 公共卫生问题严重性显著增加 (Ｈｅｒｍａｎ 等ꎬ １９９５)ꎮ 实际上ꎬ 埃及是心血管 疾病和糖尿病死亡率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Ａｌｗａｎ 等ꎬ ２０１０)ꎮ Ａｂｅｇｕｎｄｅ 等 (２００７) 估计ꎬ 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ꎬ 埃及因慢性病累计损失了 １２􀆰 ６ 亿美 元ꎻ 大部分的损失是由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造成的ꎮ 埃及营养不良双重负担模式 ２０１１ 年的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表明ꎬ 埃及几乎每 ３ 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发育不良ꎮ 营养不良和健康状况不佳导致儿童身体发育受 到阻碍ꎬ 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ꎬ 这将会造成终生健康损害ꎬ 进而影响个人福 祉和经济发展ꎮ 除了存在儿童长期营养不良的情况外ꎬ 儿童营养过剩现象也 十分普遍ꎮ ２０１１ 年的 ＨＩＥＣＳ 数据显示ꎬ 年龄在 ６~５９ 个月的儿童中超重现象 和发育迟缓情况一样普遍ꎬ 其中同时患有发育迟缓和超重的占较大比例 (表 ２􀆰 １)ꎮ 􀅰１１􀅰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①见附录表 Ａ􀆰 １ 和附录表 Ａ􀆰 ２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２􀆰 １　 女性超重率和儿童发育不良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 以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数据为基础估算得出ꎮ 注: 该样本包括 １０１ 个国家 / 地区女性超重和儿童发育不良率 (测量时间不超过 ５ 年) 的最新观 察结果ꎮ 数据地区包括: 北美和西欧的高收入国家 (＋)ꎻ 阿拉伯地区 (◆)ꎻ 撒哈拉以南非洲 (▲)ꎻ 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ꎻ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ꎻ 西亚、 中亚、 南亚和东欧地区 ( ×)ꎮ 相对于 儿童发育不良患病率ꎬ 女性超重患病率较高的国家包括埃及 (ＥＧＹ)、 危地马拉 (ＧＴＭ)、 伊拉克 (ＩＲＱ)、 莱索托 (ＬＳＯ)、 墨西哥 (ＭＥＸ)、 巴拿马 (ＰＡＮ)、 沙特阿拉伯 (ＳＡＵ) 和南非 (ＺＡＦ)ꎮ 女性超重率和儿童发育不良患病率之间的关系图通过两个步骤计算得出ꎮ 第一步ꎬ 将非参数回归 模型应用于数据ꎬ 将估计函数绘制成图表ꎬ 获得参数函数图形以得到最佳数据拟合ꎮ 然后使用 Ｓｔａｔａ 数据管理统计绘图软件的 “局部加权回归” (Ｌｏｗｅｓｓ) 命令运行局部加权回归计算ꎮ 局部加权回归 (Ｌｏｗｅｓｓ) 曲线的选择带宽是 ０􀆰 ８ꎬ 这是 Ｓｔａｔａ 数据管理统计绘图软件的标准带宽ꎮ 非参数回归结果未 公开ꎮ 第二步ꎬ 根据得到的曲线形状ꎬ 我们对数据应用了二阶分数多项式回归和方差精准估计函数ꎬ 以确定具体的函数形式并绘制预测直线ꎮ 估计函数公式如下: ｙ＝－１􀆰 ３７０× [ (ｘ / １０) ３－１９􀆰 ５５６] ＋０􀆰 ６６８× [ (ｘ / １０) ３×ｌｎ (ｘ / １０) －１９􀆰 ３８１] ＋３６􀆰 ３６０ꎮ 其中 ｙ 代表某个国家 / 地区的女性超重率ꎬ ｘ 代表该国家 / 地区的儿童发育不良率ꎮ 该模型 的统计学显著性水平和解释力高 (ｆ ＝ ５６􀆰 ６５ꎬ ｒ－ｓｑ􀆰 ＝ ０􀆰 ５３６)ꎮ 图表分为 ４ 个象限ꎬ 根据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的严重程度将国家分组ꎮ 象限的颜色表示营养不良 的双重负担的严重程度ꎬ 绿色表示严重程度低ꎬ 红色表示严重程度高ꎮ ａ女性超重率的定义为: 体重指数 (ＢＭＩ) 在 ２５ 及以上的 １５ 岁及以上女性所占的比例ꎮ ｂ儿童发育不良患病率的定义为: 年龄别身高 Ｚ 评分 (ＨＡＺｓ) 得分低于－２ 的 ５ 岁以下儿童所占 的比例ꎮ 􀅰２１􀅰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２􀆰 ２　 女性肥胖率和儿童发育不良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 以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数据为基础估算得出ꎮ 注: 该样本包括 １００个国家女性肥胖率和儿童发育不良率 (测量时间不超过 ５年) 的最新观察结果 数据地区包括: 北美和西欧的高收入国家 / 地区 (＋)ꎻ 阿拉伯地区 (♦)ꎻ 撒哈拉以南非洲 (▲)ꎻ 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ꎻ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ꎻ 西亚、 中亚、 南亚和东欧地区 (×)ꎮ 相较于儿童发 育不良患病率ꎬ 女性肥胖患病率较高的国家包括埃及 (ＥＧＹ)、 危地马拉 (ＧＴＭ)、 伊拉克 (ＩＲＱ)、 莱索托 (ＬＳＯ)、 墨西哥 (ＭＥＸ)、 巴拿马 (ＰＡＮ)、 沙特阿拉伯 (ＳＡＵ) 和南非 (ＺＡＦ)ꎮ 女性肥胖率和儿童发育不良患病率之间的关系图通过两个步骤计算得出ꎮ 第一步ꎬ 将非参数回 归模型应用于数据ꎬ 将估计函数绘制成图表ꎬ 获得参数函数图形以得到最佳数据拟合ꎮ 然后使用 Ｓｔａｔａ 数据管理统计绘图软件的 “局部加权回归” (Ｌｏｗｅｓｓ) 命令运行局部加权回归计算ꎮ 局部加权回 归 (Ｌｏｗｅｓｓ) 曲线的选择带宽是 ０􀆰 ８ꎬ 这是 Ｓｔａｔａ 数据管理统计绘图软件的标准带宽ꎮ 非参数回归结果 未公开ꎮ 第二步ꎬ 根据得到的曲线形状ꎬ 我们对数据应用了三阶分数多项式回归和方差精准估计函 数ꎬ 以确定具体的函数形式并绘制预测直线ꎮ 估计函数公式如下: ｙ ＝ ７􀆰 １１９× [ ( ｘ / １０) ０􀆰 ５ － １􀆰 ６３３] － １􀆰 ０９５× [ ( ｘ / １０) ３ － １８􀆰 ９５７] ＋ ０􀆰 ５４６× [ (ｘ / １０) ３×ｌｎ (ｘ / １０) －１８􀆰 ５８２] ＋１４􀆰 ９９９ꎮ 其中 ｙ 代表某个国家 / 地区的女性肥胖率 (百分比)ꎬ ｘ 代 表该国家 / 地区的儿童发育不良率 (百分比)ꎮ 该模型的统计学显著性水平和解释力中等偏高 (Ｆ ＝ ２０􀆰 ８０ꎬ Ｒ－ｓｑ􀆰 ＝ ０􀆰 ３７５)ꎮ 图表分为 ４ 个象限ꎬ 根据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的严重程度将国家 / 地区分组ꎮ 象限的颜色表示营 养不良的双重负担的严重程度ꎬ 绿色表示严重程度低ꎬ 红色表示严重程度高ꎮ ａ女性肥胖率的定义为: 体重指数 (ＢＭＩ) 在 ３０ 及以上的 １５ 岁及以上女性所占的比例ꎮ ｂ儿童发育不良患病率的定义为: 年龄别身高 Ｚ 评分 (ＨＡＺｓ) 低于－２ 的 ５ 岁以下儿童所占的 比例ꎮ 􀅰３１􀅰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表 ２􀆰 １　 埃及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流行模式 出现 ＤＢＭ 的人口比例 出现 ＤＢＭ 的 家庭比例 出现 ＤＢＭ 的 个体比例 发育迟 缓儿童 超重儿童 超重女性 肥胖女性 儿童发育迟缓 和母亲超重 并存 儿童发育迟 缓和超重 并存 总体百分比 (％) ３１􀆰 ２ ２９􀆰 ２ ７２􀆰 ６ ３３􀆰 ９ ２２􀆰 ３ １４􀆰 ０ 按照地区和居住区 域 (％) 大城市 ３０􀆰 ８ ２９􀆰 ５ ７４􀆰 ０ ３３􀆰 ９ ２６􀆰 ９ １５􀆰 ６ 下埃及 ２７􀆰 １ ３０􀆰 ７ ７８􀆰 ３ ４０􀆰 ９ ２０􀆰 ６ １２􀆰 ７ 城市 ２４􀆰 ７ ２７􀆰 １ ７８􀆰 ５ ３９􀆰 ７ ２０􀆰 ４ １１􀆰 ９ 乡村 ２７􀆰 ８ ３１􀆰 ７ ７８􀆰 ２ ４１􀆰 ４ ２０􀆰 ７ １２􀆰 ９ 上埃及 ３４􀆰 ７ ２７􀆰 ０ ６５􀆰 ６ ２５􀆰 ８ ２１􀆰 ５ １４􀆰 ３ 城市 ３９􀆰 ２ ２８􀆰 １ ７１􀆰 ５ ２９􀆰 ４ ２５􀆰 ６ １６􀆰 ２ 乡村 ３３􀆰 ４ ２６􀆰 ７ ６２􀆰 ８ ２４􀆰 １ ２０􀆰 ２ １３􀆰 ７ 按照收入和居住区 域 (％) 五分位 １ 组 ( 最贫 穷) ３４􀆰 ０ ２７􀆰 ９ ６６􀆰 ２ ２７􀆰 ６ ２０􀆰 ０ １４􀆰 ６ 五分位 ２ 组 ３２􀆰 ３ ２８􀆰 ９ ７１􀆰 ２ ３２􀆰 ４ ２２􀆰 ２ １５􀆰 ０ 五分位 ３ 组 ２９􀆰 ２ ２８􀆰 ７ ７５􀆰 １ ３６􀆰 ６ ２２􀆰 ８ １１􀆰 ９ 五分位 ４ 组 ２７􀆰 ２ ２６􀆰 ６ ７５􀆰 ３ ３７􀆰 ５ ２０􀆰 ３ １２􀆰 ５ 五分位 ５ 组 ( 最富 有) ３３􀆰 １ ３３􀆰 ７ ７５􀆰 ０ ３５􀆰 ５ ２６􀆰 １ １５􀆰 ９ 城区 ３１􀆰 ９ ２８􀆰 ８ ７４􀆰 ３ ３４􀆰 ２ ２５􀆰 ３ １５􀆰 １ 五分位 １ 组 ( 最贫 穷) ３３􀆰 ０ ２６􀆰 ４ ７２􀆰 ６ ３１􀆰 ４ ２１􀆰 ８ １３􀆰 ２ 五分位 ２ 组 ３２􀆰 ３ ２９􀆰 ９ ７７􀆰 ０ ３６􀆰 ７ ２５􀆰 ５ １６􀆰 ６ 五分位 ３ 组 ３１􀆰 ９ ２７􀆰 ４ ７４􀆰 ２ ３５􀆰 ８ ２６􀆰 ４ １６􀆰 ３ 五分位 ４ 组 ３３􀆰 ０ ３０􀆰 ４ ７６􀆰 １ ３６􀆰 ２ ２９􀆰 ９ １４􀆰 １ 五分位 ５ 组 ( 最富 有) ２９􀆰 ４ ３０􀆰 １ ７１􀆰 ６ ３０􀆰 ７ ２２􀆰 ９ １５􀆰 ４ 农村 ３０􀆰 ８ ２９􀆰 ３ ７１􀆰 ３ ３３􀆰 ８ ２０􀆰 ６ １３􀆰 ４ 五分位 １ 组 ( 最贫 穷) ３２􀆰 ３ ２７􀆰 １ ６２􀆰 ３ ２５􀆰 ５ １７􀆰 ６ １３􀆰 ９ 五分位 ２ 组 ３３􀆰 ８ ２８􀆰 ２ ６９􀆰 ６ ３１􀆰 ０ ２２􀆰 ４ １４􀆰 ５ 􀅰４１􀅰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续表 出现 ＤＢＭ 的人口比例 出现 ＤＢＭ 的 家庭比例 出现 ＤＢＭ 的 个体比例 发育迟 缓儿童 超重儿童 超重女性 肥胖女性 儿童发育迟缓 和母亲超重 并存 儿童发育迟 缓和超重 并存 五分位 ３ 组 ３０􀆰 ７ ３１􀆰 ６ ７１􀆰 ０ ３３􀆰 ４ ２２􀆰 ４ １２􀆰 １ 五分位 ４ 组 ２６􀆰 ８ ２５􀆰 ９ ７４􀆰 ９ ３７􀆰 ３ １８􀆰 ８ １１􀆰 ７ 五分位５组 (最富有) ３０􀆰 ３ ３４􀆰 ０ ７８􀆰 ８ ４１􀆰 ８ ２１􀆰 ９ １４􀆰 ７ 　 　 资料来源: 作者的计算基于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ꎮ 注: ＤＢＭ＝营养不良双重负担 儿童发育迟缓的样本是符合生理学上年龄别身高 Ｚ 评分 (以下简称 ＨＡＺｓ) ( －６≤ＨＡＺ≤６) 的 ６~５９ 个月大的儿童ꎬ 包含 ３ ８５２ 个观测值ꎮ 儿童超重样本是符合生理学上年龄别体重指数 Ｚ 评分 (以下简称 ＢＭＩＺｓ) (－５≤ＢＭＩＺ≤５) 的 ６~ ５９ 个月大的儿童ꎬ 包含 ３ ６３１ 个观测值ꎮ 女性超重 / 肥胖 样本为 ２０~４９ 岁的非妊娠女性且符合生理学的体重指数 (ＢＭＩ) (５􀆰 ２≤ＢＭＩ≤５２􀆰 １)ꎬ 包括 ９ ７７８ 个 观测值ꎮ 其他样本均为这些样本的子样本ꎬ 观察结果都是从两个原始样本中得出ꎮ 儿童发育迟缓和 孕妇超重样本有 ３ ６６１ 个观测值ꎬ 儿童发育迟缓和超重样本有 ３ ５７７ 个观测值ꎮ ＨＡＺ<－２ 的儿童比例看作儿童发育迟缓的发病率ꎬ ＢＭＩＺ≥２ 的儿童比例看作儿童超重的发病率ꎮ ＢＭＩ≥２５ 的女性比例看作女性超重的发病率ꎬ ＢＭＩ≥３０ 的女性比例看作女性肥胖的发病率ꎮ 人口和健康调查样本 (ＭＯＨꎬ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 和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 根据资产财富分配 (以综合指数衡量) 按 照家庭财富 / 收入五分法进行家庭分类ꎻ 关于家庭收入、 消费支出调查样本 (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中的家庭分类基于家庭人均收入分配ꎮ ａ由于缺少足够的观测值ꎬ 边境省份的发病率未在报告中提及ꎮ ３１􀆰 ２％的儿童发育迟缓ꎬ ２９􀆰 ２％的儿童超重①ꎬ 而发育迟缓的儿童中ꎬ 有 ４５％超重合并有超重ꎮ 总体来看ꎬ 年龄在 ６~５９ 个月的儿童中有 １４􀆰 ０％为 发育不良和超重ꎮ 儿童的年龄别身高指数 Ｚ 评分 (ＨＡＺｓꎻ 表明发育迟缓) 明显与他们的年龄别身体质量指数 Ｚ 分数 (ＢＭＩＺｓꎻ 表明超重和肥胖) 呈负 线性相关 (图 ２􀆰 ３)ꎬ 相关系数为－０􀆰 ４３１ꎮ 因此ꎬ 在埃及ꎬ 身高偏矮的孩子 往往比身高较高的同龄人更胖ꎮ 请注意ꎬ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埃及的儿童消瘦 率 (表明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以及儿童体重不足率 (指整体儿童营养不良) 一直较低ꎬ 全国的患病率低于 ８％②ꎮ 􀅰５１􀅰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① ② 如果儿童的 ＨＡＺｓ (年龄别身高 Ｚ 评分) <－２ꎬ 被视为发育迟缓ꎻ 如果他们的 ＢＭＩＺｓ (ＢＭＩ Ｚ 评分) ≥２ꎬ 则被视为超重ꎮ 如果儿童的身高别体重 Ｚ 评分 (ＷＨＺ) <－２ꎬ 则视为发育不良ꎻ 如果他们的年龄别体重 Ｚ 评分 (ＷＡＺ) <－２ꎬ 则将儿童视为体重不足ꎮ 关于儿童营养指标的分类发病率ꎬ 见附录中的表 Ａ􀆰 ３ 至表 Ａ􀆰 ６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２􀆰 ３　 埃及儿童年龄别身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Ｚｓ) 和 年龄别身高 Ｚ 评分 (ＨＡＺｓ) 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所做的估计ꎮ 注: 样本所包含的年龄在 ６~ ５９ 个月的儿童符合生理学上年龄别身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Ｚｓ) (－５≤ＢＭＩＺ≤５) 和年龄别身高 Ｚ 评分 (ＨＡＺｓ) (－６≤ＨＡＺ≤６)ꎬ 总共有 ３ ５７７ 个观测值ꎮ 儿童 ＢＭＩＺｓ 与 ＨＡＺｓ 之间的关系是使用 Ｓｔａｔａ 中内置的局部加权回归的非参数估计得出ꎮ 选 择数值范围为 ０􀆰 ８ꎬ 这是 Ｓｔａｔａ 默认的 “低值” (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 命令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１ 年的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表明ꎬ 在所有 发育迟缓的埃及儿童中ꎬ 大约 ７１％的母亲超重①ꎮ 在所有埃及母子配对中ꎬ 发育迟缓儿童与超重母亲的配对比为 ２２􀆰 ３％ (表 ２􀆰 １)ꎮ 根据 ＨＩＥＣＳ 的数据ꎬ ２０~ ４９ 岁埃及女性 ( 未孕) 超重、 肥胖率合计 ７２􀆰 ６％ꎬ 其中肥胖率 ３９􀆰 ９％②ꎮ 我们也发现这些女性的 ＢＭＩｓ 指数和绝对身高之间 (图 ２􀆰 ４) 呈线 性负相关的关系ꎬ 尽管相关系数为－０􀆰 １９３ꎬ 不如儿童的相关性强ꎮ 因此ꎬ 身 材较矮的埃及女性往往比身材较高的女性更胖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主要在儿童 早期就表现出来的女性发育迟缓现象ꎬ 在今天的埃及并不十分普遍ꎮ ２０１１ 年 􀅰６１􀅰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 ② ＨＩＥＣＳ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儿童的母亲ꎬ 但是我们能够从家庭成员 特征模块中识别家庭中母亲或女性看护人的信息ꎮ “调查数据和估计变量” 见下文表 ４􀆰 ２ꎮ 在下文中ꎬ 为便于阅读ꎬ 我们省略了 “看护人”ꎮ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表明ꎬ 女性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略低于 ２００８ 年 ＤＨＳ 数据 (ＭＯＰꎬ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和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 和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ꎮ 这些差异可能部分归因于不同的调查年份和样本人群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的 ＨＩＥＣＳ 数据显示ꎬ 在所有 ２０~４９ 岁的 (非妊娠) 女性中ꎬ 只有 １􀆰 ６％的人 的身高低于 １４５ｃｍ①ꎮ 在埃及ꎬ 女性体重过轻的现象几乎不存在ꎮ 根据 ＨＩＥＣＳ 数据ꎬ 在 ２０~ ４９ 岁的所有 (非妊娠) 女性中ꎬ 有 ０􀆰 ８％体重过轻ꎮ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中的 ＤＨＳ 数据表明ꎬ 女性体重 不足的比例在整个 ２１ 世纪 ００ 年代不到全部 (非妊娠) 女性的 １％ (ＭＯＨꎬ Ｅｌ － 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 和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ꎮ 图 ２􀆰 ４　 埃及女性体重指数和身高的关系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估算ꎮ 注: ｃｍ＝厘米ꎻ ｋｇ / ｍ２ ＝千克 / 平方米ꎮ 样本包括 ２０~４９ 岁的非妊娠妇女ꎬ 符合生物学上的体重指数 (ＢＭＩ) (５􀆰 ２≤ＢＭＩ≤５２􀆰 １)ꎬ 观 测值总数为 ９ ７７８ꎮ 女性 ＢＭＩＺｓ 与身高之间的关系是使用 Ｓｔａｔａ 中内置的局部加权回归的非参数估计得出ꎮ 选择数 值范围为 ０􀆰 ８ꎬ 这是 Ｓｔａｔａ 默认的 “低值” 命令 (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ꎮ 这些最初的结果具有几个重要的意义: 埃及的营养不良双重负担不仅在 人口层面上非常普遍ꎬ 而且在家庭和个人层面上也一样ꎮ 结果发现母子组合 配对出现的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也出现在这些儿童中间ꎻ 个体的身高体重在 􀅰７１􀅰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①成人 ＢＭＩｓ 值低于 １８􀆰 ５ 被分类为消瘦人群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育龄妇女和幼儿之间呈负相关ꎻ 因此表明主食的匮乏并不是造成广泛传播的 营养不良的原因ꎮ 换句话说ꎬ 长期饥饿问题已不再是大众关注的焦点ꎮ 儿童 的消瘦、 体重不足以及妇女体重不足的低发病率也证明了这一点ꎮ 相反ꎬ 与营养情况密切相关的是: 过度消费高热量且廉价容易获得的食 物ꎻ 大部分人无法负担或不喜欢富含微量营养素的食物 (如肉类、 鱼类、 奶 制品、 豆类、 蔬菜和水果) 的多样化饮食ꎻ 个人健康状况影响了最优营养结 果ꎮ 结果还表明ꎬ 家庭境况相同、 家庭成员行为相同以及相同的个体行为特 点ꎬ 确实可能同时导致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ꎮ 此外ꎬ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显示城乡之间和地区之 间的营养不良、 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双负担的发病率方面没有明显区别 (表 ２􀆰 １)ꎮ 这一点让人惊讶ꎬ 因为城市和农村地区ꎬ 大都市区和埃及其他地区以 及上、 下埃及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ꎮ 某些营养不良的区域模式似乎 与经济发展的区域模式不一致ꎮ 例如ꎬ 大都市地区的儿童发育迟缓的发病率 高于下埃及城区ꎬ 尽管低于上埃及城区ꎮ 在上埃及ꎬ 城市地区儿童发育迟缓 的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ꎮ 女性超重和肥胖的发病率在下埃及的城市和农村地区高于大都会地区ꎬ 而发病率在上埃及最低ꎮ 在大都市区和上埃及城市地区ꎬ 家庭和个人营养不 良的双重负担最为普遍①ꎮ 埃及某些地区缺乏明显的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 流行模式以及出乎意料的高发病率的原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粮食补贴制 度的覆盖范围、 当地卫生环境以及 ２１ 世纪初的危机 (Ｋａｖｌｅ 等ꎬ ２０１５ａ) 影 响程度不同ꎮ 通过使用收入五分法解析的营养不良的发病率显示ꎬ 除了农村地区的女 性营养过剩外 (表 ２􀆰 １)ꎬ 其他任何形式的营养不良都没有体现明显的收入 相关模式②ꎮ 因此ꎬ 与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ꎬ 埃及没有表现出典型的 农村贫困家庭营养不良率高ꎬ 城市富裕家庭营养过剩率高的趋势ꎮ 相反ꎬ 营 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在穷人和富人中的发病率相对接近ꎬ 都非常普遍ꎮ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中获得的研究结果与 ２１ 世纪初开展 的 ＤＨＳ 中发现的模式基本一致 (ＭＯＨꎬ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 􀅰８１􀅰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 ② 见附录表 Ａ􀆰 ７ 和表 Ａ􀆰 ８ꎮ 当使用家庭支出而非家庭收入来定义五分相位时ꎬ 情况也是如此ꎮ 在本研究中ꎬ 我们使用来 自 ＨＩＥＣＳ 收入部分所提供的家庭收入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ꎬ 因为家庭支出会受到家庭补贴金 额的影响ꎮ 我们使用家庭支出代替家庭收入检验了所有结果的稳健性ꎬ 没有发现明显的偏差ꎮ 请注 意整个样本的家庭收入和支出相关系数为 ０􀆰 ９０６ (城市家庭为 ０􀆰 ９０９ꎬ 农村家庭为 ０􀆰 ８４４)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 和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①ꎮ 此外ꎬ 在农村或城市地区ꎬ ＨＩＥＣＳ 数据也没有揭示家庭 和个人两级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明显的收入相关模式ꎮ 总体而言ꎬ 这些发现 初步表明家庭收入 (和货币贫困) 这一单一要素不太可能是埃及营养不良的 主因ꎮ 下一节将探讨长期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况作为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一部分 是如何随着本国经济发展历程ꎬ 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ꎬ 以及在埃及不同地区 之间和不同的收入 /财富群体中进行变化的ꎮ 经济增长与营养脱节 至少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通过两条主要途径减少了营养不良的情况ꎮ 首 先ꎬ 经济增长增加了家庭收入ꎮ 较高的收入使家庭能够购买越来越多的营养 食品ꎬ 并在健康、 教育和住房这些可能会改善营养指标的方面有更多支出ꎮ 因此ꎬ 经济增长转化为营养不良发病率降低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营养不良人口 的收入增加以及收入增加的速度ꎬ 换句话说ꎬ 它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包容性ꎮ 其次ꎬ 经济增长往往通过更高的税收、 国有企业和其他收入来源来增加 公共预算ꎮ 这些额外收入为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 (通过第一条途径影响个人 营养)ꎬ 为投资营养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如水、 卫生和基本医疗保 健)ꎬ 以及针对健康和营养的干预措施 (如微量营养素补充强化以及营养信 息和教育计划) 提供财政支持ꎮ 此外ꎬ 政策通常在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方面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们可以创造一种环境ꎬ 鼓励人们使用增加的收入来改 善营养ꎬ 或者阻止他们在有营养益处的方面支出ꎮ 正如本书中所假设的一 样ꎬ 食物补贴政策是可以激发不健康饮食方式的一个例子ꎮ 因此ꎬ 国家政策可以通过经济增长产生的额外公共预算ꎬ 额外资源的分 配和效率ꎬ 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 (和有效性) 以及促进或干预营养改善 的政策设计 (Ｂｒｙｃｅ 等ꎬ ２００８ꎻ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等ꎬ ２０１３ꎻ Ｈａｄｄａｄ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Ｓｍｉｔｈ 和 Ｈａｄｄａｄꎬ ２００２) 来影响经济增长ꎬ 促进营养不良发病率的降低ꎮ 􀅰９１􀅰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①见附录表 Ａ􀆰 １ 至 Ａ􀆰 ８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埃及慢性儿童营养不良与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内的比较 相对于国民收入水平ꎬ 除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和 ２１ 世纪初达到平均发 病率以外 (图 ２􀆰 ５)ꎬ 埃及的慢性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况比大多数其他发展中 国家更普遍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 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ꎬ 各国的儿童发 育迟缓率以边际递减的态势下降ꎮ 埃及的儿童发育迟缓曾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遵循这一全球 趋势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半期甚至经历了超比例降低率ꎮ 然而ꎬ 埃及的 进步在 ２１ 世纪初发生了逆转ꎬ 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在整个 ２１ 世纪初稳步 上升ꎮ 事实上ꎬ 尽管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初经济高速增长ꎬ 但 ２０１１ 年埃及的儿童发育迟缓问题 ( ３１􀆰 ２％) 与 １９９２ 年 ( ３１􀆰 ３％) 一样 普遍①ꎮ 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年ꎬ 埃及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年平均下降 ０􀆰 ８３ 个百分 点ꎬ 因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 １％ꎬ 则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年平均下降 ０􀆰 ２９ 个百分点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 １％ꎬ 儿童发育迟 缓率仅年均下降 ０􀆰 １２ 个百分点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等同于埃及在此期 间的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ꎮ 然而ꎬ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ꎬ 埃及儿童发育迟缓 发病率年平均增长 ０􀆰 ６０ 个百分点ꎬ 并且埃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 １％ꎬ 则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年均增长 ０􀆰 ２２ 个百分点 (表 ２􀆰 ２)ꎮ 相比之下ꎬ 全球 趋势为年平均减少 ０􀆰 １０ 个百分点 (按相当于埃及这一时期平均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ꎮ 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可确认埃及营养与经济增长脱节格外明显 (表 ２􀆰 ２)ꎮ 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与埃及相近的国家ꎬ 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要低得 多ꎮ 反之ꎬ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似的国家ꎬ 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低得 多ꎬ 危地马拉除外———这是另一个面临明显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国家 (图 ２􀆰 １ 和图 ２􀆰 ２)ꎮ 另外ꎬ 在 ２１ 世纪初ꎬ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ꎬ 只有少数国家慢 性儿童营养不良问题日益严重 (表 ２􀆰 ２)ꎮ 在观察期间ꎬ 这些国家中的大多 数受内战影响或处于冲突后的过渡期———与埃及情况不同ꎮ 它们包括亚美尼 亚、 阿塞拜疆、 马其顿、 巴基斯坦、 塞拉利昂、 索马里、 东帝汶和也门等 国家ꎮ 􀅰０２􀅰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埃及十年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２􀆰 ３％ꎻ 在 ２１ 世纪初为 ３􀆰 ０％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２􀆰 ５　 儿童长期营养不良的发病率和国民收入的关系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年) 的数据做出估算ꎬ 并使用其他来源的数据进行补充ꎮ ２０１１ 年埃及的儿童发育迟缓率来自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ꎮ 缺失年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的数据由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替代ꎻ 所使用的 ＧＤＰ 增长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４ 年) 和联合国统计司 (２０１４ 年)ꎬ 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２０１４ 年)ꎮ 注: 该样本包括 １４１ 个国家儿童发育迟缓和 ＧＤＰ 数据ꎬ 其中儿童发育迟缓率≥５％ꎮ 该样本共 有 ６２８ 个观测值ꎬ 涵盖 １９６６—２０１２ 年ꎮ 该数字为摘录ꎬ 包括人均 ＧＤＰ 低于 ４ ０００ 美元的国家 (占所 有观测资料的 ８９％)ꎮ “全球趋势” 图的估算使用双变量在不同国家 (基于完整样本) 之间分两步进行ꎮ 第一步ꎬ 应 用非参数回归ꎬ 通过绘制的结果证明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与人均 ＧＤＰ 之间一般函数形式的关系ꎮ 使 用 Ｓｔａｔａ 的 “低位” (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 命令运行局部加权回归ꎮ (低位曲线的所选范围为 ０􀆰 ８ꎬ 这是 Ｓｔａｔａ 的标准带宽)ꎮ 鉴于曲线的形状ꎬ １ 级的分数多项式回归和方差的稳健估计应用于第 二步中的数据以确定特定的函数形式并绘制预测曲线ꎬ 未提供非参数回归的结果ꎮ 回归分析按人口 规模加权ꎮ 评估的函数公式: ｙ＝ ８􀆰 ６０４× { [ (ｘ / １０ꎬ ０００)＾(－０􀆰 ５)] －２􀆰 ３８５} ＋２１􀆰 ２２０ꎬ ｙ 代表国家的儿童 发育迟缓率 (百分比)ꎬ ｘ 代表同年的人均 ＧＤＰ 水平ꎮ 该模型的统计意义和解释力很高 ( ｆ ＝ １２４􀆰 ７ꎬ ｒ－ｓｑ􀆰 ＝ ０􀆰 ６２５)ꎮ 我们测试了人均 ＧＤＰ 水平滞后一年到五年的函数形式的替代规格ꎬ 但没有发现整 体时间滞后的明确证据ꎮ 全球趋势线周围的阴影区域标志着 ９５％的置信区间ꎮ ａ儿童发育迟缓的发病率指的是 ５ 岁以下年龄别身高指数 Ｚ 评分 (ＨＡＺｓ) 低于－２ 的儿童比例ꎮ ｂ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格计算ꎮ 􀅰１２􀅰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表 ２􀆰 ２　 各 国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的 降 低 和 经 济 增 长 的 对 比 国 家 ２０ １０ 年 左 右 ２０ ００ 年 左 右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发 病 率 (％ )ａ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美 元 )ｂ 年 份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发 病 率 (％ )ａ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美 元 )ｂ 年 份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发 病 率 每 年 的 平 均 变 化 值 (％ ) 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年 度 增 长 率 (％ )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增 长 曲 线 弹 性 ｃ 埃 及 ３１ 􀆰２ １ ９７ ７ ２０ １１ ２４ 􀆰６ １ ４７ ６ ２０ ００ ０􀆰 ６ ２􀆰 ７ ０􀆰 ２２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率 相 近 的 国 家 ｄ 安 哥 拉 ２９ 􀆰２ ５６ ３ ２０ ０７ ６１ 􀆰７ ２７ ２ １９ ９６ － ３ 􀆰０ ６􀆰 ８ － ０ 􀆰４ ３ 喀 麦 隆 ３２ 􀆰６ ６６ ６ ２０ １１ ３６ 􀆰７ ５７ ０ １９ ９８ － ０ 􀆰３ １􀆰 ２ － ０ 􀆰２ ６ 海 地 ２９ 􀆰７ ３８ ５ ２０ ０６ ２８ 􀆰３ ４２ ４ ２０ ００ ０􀆰 ２ － １ 􀆰６ － ０ 􀆰１ ５ 洪 都 拉 斯 ２９ 􀆰９ １ ３５ ４ ２０ ０６ ３４ 􀆰５ １ １５ ０ ２０ ０１ － ０ 􀆰９ ３􀆰 ３ － ０ 􀆰２ ８ 多 哥 ２９ 􀆰８ ２６ ６ ２０ １０ ２９ 􀆰８ ２８ ３ １９ ９８ ０􀆰 ０ － ０ 􀆰５ ０􀆰 ００ 津 巴 布 韦 ３２ 􀆰３ ３２ ３ ２０ １０ ３３ 􀆰７ ５５ ６ １９ ９９ － ０ 􀆰１ － ４ 􀆰８ ０􀆰 ０３ 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水 平 接 近 的 国 家 ｅ 阿 尔 及 利 亚 １５ 􀆰９ ２ １１ ５ ２０ ０５ ２３ 􀆰６ １ ７９ ４ ２０ ００ － １ 􀆰５ ３􀆰 ３ － ０ 􀆰４ ６ 阿 塞 拜 疆 ２６ 􀆰８ １ ５７ ４ ２０ ０６ ２４ 􀆰１ ６５ ５ ２０ ００ ０􀆰 ５ １５ 􀆰７ ０􀆰 ０３ 中 国 ９􀆰 ４ ２ ４２ ６ ２０ １０ １７ 􀆰８ ９４ ９ ２０ ００ － ０ 􀆰８ ９􀆰 ８ － ０ 􀆰０ ９ 危 地 马 拉 ４８ 􀆰０ １ ８５ ６ ２０ ０９ ５０ 􀆰０ １ ７１ ７ ２０ ００ － ０ 􀆰２ ０􀆰 ９ － ０ 􀆰２ ６ 摩 洛 哥 １４ 􀆰９ １ ９４ １ ２０ １１ ２９ 􀆰０ １ ２１ ５ １９ ９７ － １ 􀆰０ ３􀆰 ４ － ０ 􀆰３ ０ 叙 利 亚 ２７ 􀆰５ １ ５０ ９ ２０ ０９ ２４ 􀆰３ １ ２０ ９ ２０ ００ ０􀆰 ４ ２􀆰 ５ ０􀆰 １４ 其 他 阿 拉 伯 国 家 ｆ 伊 拉 克 ２７ 􀆰５ ７１ ０ ２０ ０６ ２８ 􀆰３ １ ０６ ３ ２０ ００ － ０ 􀆰１ － ６ 􀆰５ ０􀆰 ０２ 约 旦 ８􀆰 ３ ２ ５７ ７ ２０ ０９ １２ 􀆰０ １ ８７ １ ２０ ０２ － ０ 􀆰５ ４􀆰 ７ － ０ 􀆰１ １ 阿 曼 ９􀆰 ８ １１ １９ ２ ２０ ０９ １２ 􀆰９ ８ ３４ ３ １９ ９９ － ０ 􀆰３ ３􀆰 ０ － ０ 􀆰１ ０ 索 马 里 ４２ 􀆰１ ２８ ８ ２０ ０６ ２９ 􀆰２ ２７ ７ ２０ ００ ２􀆰 ２ ０􀆰 ６ ３􀆰 ４８ 苏 丹 ３８ 􀆰３ ５８ ２ ２０ ０６ ４７ 􀆰６ ４４ ５ ２０ ００ － １ 􀆰６ ４􀆰 ６ － ０ 􀆰３ ４ 突 尼 斯 ９􀆰 ０ ２ ７７ ６ ２０ ０６ １６ 􀆰８ ２ ２４ ５ ２０ ００ － １ 􀆰３ ３􀆰 ６ － ０ 􀆰３ ６ 西 岸 和 加 沙 １１ 􀆰８ ９８ ４ ２０ ０７ １６ 􀆰１ ９７ ９ ２０ ０２ － ０ 􀆰９ ０􀆰 １ － ７ 􀆰５ ４ 􀅰２２􀅰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续 表 ) 国 家 ２０ １０ 年 左 右 ２０ ００ 年 左 右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发 病 率 (％ )ａ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美 元 )ｂ 年 份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发 病 率 (％ )ａ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美 元 )ｂ 年 份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发 病 率 每 年 的 平 均 变 化 值 (％ ) 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年 度 增 长 率 (％ )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增 长 曲 线 弹 性 ｃ 也 门 ５９ 􀆰６ ５７ ４ ２０ ０６ ５９ 􀆰３ ５０ ８ １９ ９７ ０􀆰 ０ １􀆰 ４ ０􀆰 ０２ 其 他 较 大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孟 加 拉 国 ４１ 􀆰４ ５８ ８ ２０ １１ ５０ 􀆰８ ３６ ４ ２０ ００ － ０ 􀆰９ ４􀆰 ５ － ０ 􀆰１ ９ 巴 西 ７􀆰 １ ４ ２９ ８ ２０ ０７ １３ 􀆰５ ３ ６２ ８ １９ ９６ － ０ 􀆰６ １􀆰 ６ － ０ 􀆰３ ７ 埃 塞 俄 比 亚 ４４ 􀆰２ ２３ ０ ２０ １１ ５７ 􀆰４ １２ ４ ２０ ００ － １ 􀆰２ ５􀆰 ８ － ０ 􀆰２ １ 印 度 ４７ 􀆰９ ６２ ２ ２０ ０６ ５１ 􀆰０ ４４ １ １９ ９９ － ０ 􀆰４ ５􀆰 ０ － ０ 􀆰０ ９ 印 度 尼 西 亚 ３９ 􀆰２ １ １４ ５ ２０ １０ ４２ 􀆰４ ７７ ３ ２０ ００ － ０ 􀆰３ ４􀆰 ０ － ０ 􀆰０ ８ 尼 日 利 亚 ３６ 􀆰０ ５６ ６ ２０ １１ ３９ 􀆰７ ３６ １ １９ ９９ － ０ 􀆰３ ３􀆰 ８ － ０ 􀆰０ ８ 巴 基 斯 坦 ４３ 􀆰０ ６７ ２ ２０ １１ ４１ 􀆰５ ５１ １ ２０ ０１ ０􀆰 ２ ２􀆰 ８ ０􀆰 ０５ 菲 律 宾 ３３ 􀆰６ １ ４１ ３ ２０ １１ ３８ 􀆰３ １ ０１ ７ １９ ９８ － ０ 􀆰４ ２􀆰 ６ － ０ 􀆰１ ４ 越 南 ２３ 􀆰３ ７２ ３ ２０ １０ ４３ 􀆰４ ４０ ２ ２０ ００ － ２ 􀆰０ ６􀆰 １ － ０ 􀆰３ ３ 　 　 资 料 来 源 : 作 者 根 据 世 界 银 行 (２ ０１ ４) 的 数 据 进 行 计 算 ꎬ 并 用 其 他 来 源 的 数 据 进 行 补 充 ꎮ ２０ １１ 年 埃 及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率 数 据 来 自 ＣＡ ＰＭ ＡＳ 和 Ｗ ＦＰ (２ ０１ １) ꎻ ２０ ０６ 年 也 门 的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率 数 据 来 自 ＣＳ Ｏ (２ ００ ６) ꎮ 缺 失 年 份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观 测 值 由 计 算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水 平 替 代 ꎬ 且 使 用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速 数 据 来 自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２ ０１ ４) 和 联 合 国 统 计 司 (２ ０１ ４) ꎬ 人 口 数 据 来 自 联 合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务 部 (２ ０１ ４) ꎮ 注 : 该 样 本 包 括 人 口 在 ５０ ０ 万 以 上 的 国 家 ꎬ 一 份 ２０ ０５ — ２０ １３ 年 的 儿 童 健 康 调 查 表 、 一 份 １９ ９６ — ２０ ０４ 年 的 儿 童 健 康 调 查 表 ꎬ 一 份 两 项 调 查 之 间 至 少 ５ 年 的 差 异 比 较 ꎬ 以 及 儿 童 健 康 调 查 这 几 年 的 ＧＤ Ｐ 数 据 ꎮ ａ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的 发 病 率 是 指 ５ 岁 以 下 年 龄 别 身 高 Ｚ 评 分 (Ｈ ＡＺ ｓ) 低 于 － ２ 的 儿 童 比 例 ꎻｂ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是 按 照 ２ ００ ０ 美 元 的 不 变 价 格 计 算 ꎻ ｃ 如 果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为 负 数 ꎬ 则 弧 弹 性 呈 现 灰 色 ꎮ 该 样 本 包 括 ９１ 个 国 家 ꎮ 所 含 国 家 根 据 以 下 标 准 选 择 :ｄ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率 在 埃 及 迟 缓 率 上 下 ２ 个 百 分 点 范 围 内 的 国 家 ꎻｅ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水 平 在 埃 及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上 下 ５０ ０ 美 元 范 围 内 的 国 家 ꎻ 未 列 入 前 两 类 的 阿 拉 伯 国 家 ꎬ 阿 拉 伯 国 家 包 括 所 有 的 ２１ 个 阿 拉 伯 联 盟 成 员 国 和 叙 利 亚 (叙 利 亚 在 ２０ １１ 年 从 联 盟 中 退 出 )ꎻ 人 口 超 过 ８ ００ ０ 万 且 未 列 入 前 两 类 的 的 国 家 (２ ０１ １ 年 埃 及 人 口 是 ８ ２５ ０ 万 )ꎮ 􀅰３２􀅰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埃及慢性儿童营养不良模式 在 ２１ 世纪初ꎬ 埃及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在城市地区比在农村地区增长 得更快 (图 ２􀆰 ６ａ)ꎮ ２０１１ 年儿童发育迟缓问题在城市地区更为普遍ꎬ 而在大 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ꎬ 在农村地区更普遍 ( Ｆｏｔｓｏꎬ ２００７ꎻ Ｓｍｉｔｈꎬ Ｒｕｅｌ 和 Ｎｄｉａｙｅꎬ ２００５)ꎮ 埃及的城乡差距在过去的 １０ 年间缩小了ꎬ 因为城市地区的 儿童营养劣化比农村地区更快ꎬ 而并不是因为农村地区减少慢性儿童营养不 良问题而赶上了城市地区的发展ꎮ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以及健康环境差的 城市贫民窟人口的快速增长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市地区儿童发育迟缓增 加的情况ꎮ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１ 年儿童发育迟缓的患病率增长最高的是贫 民窟所在的大都市地区 (图 ２􀆰 ６ｃ)ꎮ 然而ꎬ 在大都市以外的城市地区ꎬ 特别 是在上埃及ꎬ 儿童发育迟缓也变得越来越普遍ꎮ 上埃及城市儿童发育迟缓问 题的迅速增加导致城市地区儿童营养的南北差距不断扩大ꎮ 农村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ꎮ 在整个 ２１ 世纪初ꎬ 上埃及农村儿童发育迟 缓的发病率相当稳定ꎬ 约为 ３３％ꎮ 至少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ꎬ 该疾病在下埃及 农村迅速增加 (图 ２􀆰 ６ｄ)ꎮ 与城市地区不同ꎬ 这一发展使农村地区儿童营养 的南北差距缩小ꎮ 上埃及农村地区 ２０１１ 年的儿童发育不良率实际上比城市 地区低得多ꎬ 这与 ２０００ 年的情况和下埃及的情况相反 (表 ２􀆰 １ꎬ 图 ２􀆰 ６ｃ 和 图 ２􀆰 ６ｄ)ꎮ 在整个 ２１ 世纪初ꎬ 贫富之间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差异也有所缩小ꎬ 因 此最富有和最贫穷财富 /收入 １ / ５ 人群的发病率在 ２０１１ 年十分接近 (图 ２􀆰 ６ｂ)ꎮ 这种缩小的原因是富人的患病率迅速上升ꎬ 而不是穷人的患病率下 降ꎮ 事实上ꎬ 最贫穷的财富 /收入 １ / ５ 人群的发病率仅略有增加ꎮ 这些结果 初步说明儿童发育迟缓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家庭财富 /收入相关性很低ꎮ 下一章确定了四种潜在的驱动因素ꎬ 它们可以部分解释这些非比寻常的 模式ꎮ 􀅰４２􀅰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２􀆰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埃及不同地区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 资料来源: 作 者 的 估 计 基 于 人 口 和 健 康 调 查 ( ＤＨＳ ) 数 据 ( ＭＯＨꎬ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ꎬ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 以及来自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ꎮ 注: 该样本包括符合生理学上年龄别身高标准 Ｚ 评分 (以下简称 ＨＡＺｓ) 的 ６~５９ 个月大的 儿童 (－６≤ＨＡＺ≤６)ꎮ 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的定义为 ＨＡＺｓ 评分在－２ 以下的儿童比例ꎮ 该样本 不包括边疆省ꎬ 因为缺少足够的观测值ꎮ 来自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以及 ２００８ 年的 ＤＨＳｓ (ＭＯＨꎬ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ꎬ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 为标准 ＤＨＳｓꎻ 各自样本分别包括 ７ ７３７ 个、 １０ ３５２ 个和 ８ １９６ 个观测值ꎮ ２００３ 年的 ＤＨＳ 数据为临时 ＤＨＳꎬ 其为米尼亚省 (在上埃及地区) 和大开罗贫民区 (在大都市地区) 的重复取样ꎮ ２００３ 年 ＤＨＳ 样本包含 ５ ２００ 个观测值ꎮ ２０１１ 年家庭收入、 消费支出调查 (ＨＩＥＣＳ) 样本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包含 ３ ８１５ 个观察结果ꎮ ２００８ 年 ＤＨＳ 数据为地方发病率ꎬ 并不可信ꎮ 实线连接的 “可信” 发病率ꎬ 根据标准 ＤＨＳ 和 ＨＩＥＣＳ 数据形成ꎮ 虚线所表示的发病率根据所有的 ＤＨＳ 和 ＨＩＥＣＳ 数据形成ꎮ 􀅰５２􀅰 第二章　 经济发展面临的营养挑战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本项研究认为ꎬ 埃及的特殊情况在于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以及造成经济 发展与营养状况不匹配的四种相互作用的主要驱动因素: ①营养快速变 迁———特别是采用高能量、 不均衡的饮食ꎬ 以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ꎻ ②过 去 １０ 年经济危机连续不断ꎬ 贫困加剧ꎻ ③国家粮食补贴制度的扩大ꎻ ④对 关注营养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及营养的干预措施投资不足ꎮ 以下四部分 详细探讨了这四个潜在的驱动因素ꎮ 营养变迁及其对营养不良的影响 埃及之所以面临两大营养挑战ꎬ 一部分可归因于营养变迁ꎮ 营养变迁遍 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ꎬ 但这可能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一现象在埃及尤为显著ꎮ 营养变迁是指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和经济、 技术、 人口学和流行病学的其他 变化ꎬ 以及饮食模式和体力活动水平的变化ꎬ 而致使营养状况和相关疾病模 式随之发生变化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１９９３ꎬ １９９８ꎬ ２００１)ꎮ 因此ꎬ 营养变迁是人类历 史上一个主要由经济增长和转型所驱动的自然过程ꎮ 由于科技进步和城市化 的速度加快ꎬ 发展中国家目前所经历的营养变迁的进程比几十年前发达国家 所经历的的要快得多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２００２ａꎬ ２００２ｂ)ꎮ 营养变迁可分为 ５ 个阶段ꎬ 具有不同的饮食和体力活动模式ꎬ 每个阶段 通常都会延续几代人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１９９３ꎬ １９９４)①ꎮ 目前ꎬ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６２􀅰 ①ＰｏｐＫｉｎ (１９９４) 确定了营养变迁的以下 ５ 个阶段ꎮ (１) 食物收集: 这种饮食习惯是狩猎采集者的典型习惯ꎮ 它有着很高的碳水化合物和低脂肪纤 维含量ꎬ 尤其是饱和脂肪含量很低ꎮ 野生动物肉中多不饱和脂肪的比例明显高于现代家养动物肉中 此脂肪的比例ꎮ 该阶段人类活动模式非常高ꎬ 因此在狩猎采集型社会中很少发现肥胖症ꎮ (２) 饥荒: 与第一阶段相比ꎬ 饮食习惯要单调很多ꎬ 但在食物严重短缺时期会产生剧变ꎮ 这些 饮食习惯的变化可能会导致营养短缺压力和身高下降 (估计减少约 ４ 英寸)ꎮ 在这个阶段的后期ꎬ 社 会分层加剧ꎬ 饮食习惯的多元性根据性别和社会地位的改变而增加ꎮ 体力活动分类出现变化ꎬ 但这 一时期的活动水平并无大的变化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以及一些发达国家) 正处在第 ４ 阶段ꎬ 其特点是退行性疾病增加ꎮ 其中一 些国家的政府ꎬ 包括埃及政府ꎬ 正在努力制定激励措施ꎬ 促使人民能够克服 这一阶段ꎬ 从而进入到饮食和生活方式中的行为习惯日益改变的第五阶段ꎮ 从全球来看ꎬ 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承担完成营养变迁这个艰巨 的任务ꎮ (Ｓｃｈｍｉｄｈｕｂｅｒ 和 Ｓｈｅｌｔｔｙꎬ ２００５) 发展中国家的营养变迁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ꎬ 营养不良现象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ꎬ 边际速率 递减 (图 ２􀆰 ５ꎻ Ｓｍｉｔｈ 和 Ｈａｄｄａｄꎬ ２００２ꎻ Ｈａｄｄａｄ 等ꎬ ２００３)ꎮ 同时ꎬ 营养过 剩现象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存在)ꎮ 营养 过剩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在整个营养变迁过程中遵循钟形曲线规律ꎬ 营养过剩 在第四阶段表现得最为普遍 (Ｍｅｎｄｅｚꎬ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和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２００５ꎻ Ｇａｒｒｅｔｔ 和 Ｒｕｅ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Ｅｚｚａｔｉ 等ꎬ ２００５)ꎮ Ｅｚｚａｔｉ 等 (２００５) 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口 平均 ＢＭＩ 一直会持续的增长ꎬ 直到其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５ ０００ 美元后才趋于平 缓ꎮ 然后ꎬ 当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２ ５００ 美元和 １７ ０００ 美元时ꎬ 女性和男性 ＢＭＩ 分别开始下降ꎮ Ｗｅｂｂ 和 Ｂｌｏｃｋ (２０１２) 估计ꎬ 人均 ＧＤＰ 每增加 １０％ꎬ ５ 岁 以下儿童发育不良的患病率就会下降 ３􀆰 ２％ꎬ 同时同一年龄组的肥胖患病率 会上升 ４􀆰 ４％ꎮ 因此ꎬ 刚脱贫的国家通常会经历营养过剩率上升以及营养不 良率下降同时发生的现象ꎬ 且营养过剩率上升的速度要高于营养不良率下降 的速度ꎮ 近几十年来ꎬ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转型ꎬ 以及城市化和科技的进步 (特别是在交通和通信方面)ꎬ 埃及、 墨西哥和中国等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营 􀅰７２􀅰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接上页 (３) 饥荒减少: 在这个阶段ꎬ 水果、 蔬菜和动物蛋白质的摄入增加ꎬ 淀粉类主食在饮食中的重 要性降低ꎮ 活动模式开始转变ꎬ 静止和休闲娱乐成为更多人生活的一部分ꎮ (４) 退化性疾病: 饮食中总脂肪、 胆固醇、 糖和精制碳水化合物含量升高ꎬ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和纤维含量降低ꎬ 随之而来的是久坐不动生活方式的增加ꎮ 导致肥胖患病率增加和退行性疾病的 产生ꎮ (５) 行为习惯改变: 饮食习惯更加类似于狩猎—采集社会 (阶段 １) 的饮食模式ꎬ 而不像退行 性疾病流行的社会 (阶段 ４)ꎮ 与阶段 ４ 的饮食习惯相比ꎬ 其特点是水果、 蔬菜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 摄入量增加ꎬ 和精制食品、 肉类和奶制品的摄入量减少ꎮ 这种饮食模式很可能会出现ꎬ 原因是人们 越来越渴望持久地保持健康和预防退行性疾病ꎮ 该阶段也涉及对体育活动和健身能够促进健康的新 认知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养变迁进展得相当迅速 (Ｐｏｐｋｉｎ 等ꎬ ２０１２ꎻ Ｒｉｖｅｒ 等ꎬ ２００２ꎬ ２００４ꎻ Ｓｈｅｔｔｙꎬ ２０１３)ꎮ 接受低纤维、 高脂肪、 高糖、 高动物蛋白摄入的饮食习惯以及西方 饮食习惯 (如方便食品和快餐)ꎬ 加上日益增长的缺乏体育锻炼的久坐的生 活方式ꎬ 加剧了营养过剩的形势 (Ｍｉｓｔｒｙ 和 Ｐｕｔｈｕｓｓｅｒｙꎬ ２０１５ꎻ Ｎｇ 和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２０１２)ꎮ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和 Ｐｏｐｋｉｎ (１９９７) 研究表明ꎬ 一个国家的平均国民收入 水平与日常饮食中来自脂肪和糖的能量占比呈正相关ꎬ 与从碳水化合物 (主 要由主食提供) 中摄入能量的份额呈负相关ꎮ 近几十年来ꎬ 与家庭收入相比ꎬ 高脂肪高糖的饮食花销已经大幅下降ꎬ 所以低收入人群可以更容易获取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ꎮ 例如ꎬ １９６２ 年ꎬ 一个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１ ４７５ 美元的国家平均每次饮食中摄入的能量 ２０％来 自脂肪是正常的ꎬ 而在 １９９０ 年ꎬ 同样的饮食规律只发生在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只有 ７５０ 美元的国家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和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１９９７ꎻ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２００２ａ)ꎮ 城 市化也推动了高能量饮食的普及并且提高了肥胖率 (Ｄｒｅｗｎｏｗｓｋｉ 和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１９９７ꎻ Ｍｅｎｄｅｚ、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和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２００５)ꎮ 和农村地区相比ꎬ 城市地区的精制谷物、 脂肪、 动物产品、 糖和加工 型食品的消费量要大得多ꎬ 原因是此类食品在城市市场中的高渗透率和相 对低廉的价格ꎬ 至少在实际价格上相对较低 (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１９９９)ꎮ 此外ꎬ 由 于技术的进步ꎬ 人们的劳动负荷以及用于创造收入的能量支出已经大幅度 下降ꎮ 例如ꎬ 在 １９９１—２００６ 年ꎬ 中国 １８ ~ ５５ 岁的女性职业性体力活动水 平下降了 ４６％ꎬ 而在男性中该水平下降了 ３５％ (Ｎｇꎬ Ｎｏｒｔｏｎ 和 Ｐｏｐｋｉｎꎬ ２００９)ꎮ 同时ꎬ 通过体育锻炼燃烧过剩能量和身体脂肪在许多发展中国家ꎬ 尤其 是女性人群中并不常见ꎮ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ꎬ 埃及、 沙特阿拉伯、 伊朗以及 海湾小国不进行体育运动的人口比例最高 (Ｍｕｓａｉｇｅｒ 和 Ａｌ－Ｈａｚｚａａꎬ ２０１２)ꎮ 例如ꎬ ７０％的埃及成年人每天的体育活动时间少于 １０ｍｉｎꎬ 而叙利亚为 ３１％ꎮ 在沙特阿拉伯ꎬ 不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口占 ６８％ꎬ 伊朗占 ６７％ꎬ 科威特占 ６５％ꎮ 在沙特阿拉伯ꎬ ７４％的女性不进行运动ꎬ 而男性则为 ６１％ꎮ 在伊朗ꎬ 男女之间差距甚至更大ꎬ ７６％的女性成年人口和 ５９％的男性成年人口从不运 动 (Ｍｕｓａｉｇｅｒ 和 Ａｌ－Ｈａｚｚａａꎬ ２０１２)①ꎮ 一项针对 １２９ 名埃及青春期女性的对 比研究发现ꎬ 超重和肥胖组的女孩用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明显长于正常体重组 (Ｙｏｕｓｓｅｆ 等ꎬ ２０１０)ꎮ 􀅰８２􀅰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Ｍｕｓａｉｇｅｒ 和 Ａｌ Ｈａｚｚａａ (２０１２) 的研究没有反映埃及缺乏运动现象发生率存在性别特异性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因此ꎬ 肥胖和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ꎬ 如Ⅱ型糖尿病、 冠心病、 中风、 高 血压和一些癌症的风险在发展中国家中急剧增加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 ２０ 岁及以 上成年人的肥胖患病率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年几乎翻了一番ꎬ 女性达到 １４％ꎬ 男性 也有 １０％ (Ｆｉｎｕｃａｎｅ 等ꎬ ２０１１ꎻ Ｓｔｅｖｅｎｓ 等ꎬ ２０１２)ꎮ 与大众的观点相反的是ꎬ 大多数由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ꎬ 而非高收 入国家ꎮ 例如ꎬ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心血管和糖尿病死亡人数占所有此 类疾病死亡人数的 ８０％以上 (部分因为疾病预防和治疗能力匮乏) (ＷＨＯꎬ ２０１１)ꎮ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ꎬ 中东、 北非和拉美地区成年人的平均体重指数增长 最快ꎬ 达到与北美相似的速度ꎮ 中东和北非地区女性 (２０ 岁及以上) 的 平均体重指数每 １０ 年增加 １􀆰 １ｋｇ / ｍ２ꎬ 男性 (２０ 岁及以上) 每 １０ 年增加 ０􀆰 ９ｋｇ / ｍ２ꎮ 在拉丁美洲中部ꎬ 男性和女性的平均体重指数分别以每 １０ 年 １􀆰 ３ｋｇ / ｍ２ 和 １􀆰 ０ｋｇ / ｍ２ 的速度增长ꎬ 拉丁美洲南部分别以 １􀆰 ４ｋｇ / ｍ２ 和 ０􀆰 ８ｋｇ / ｍ２ 的 速 度 增 长ꎬ 而 在 北 美ꎬ 平 均 体 重 指 数 每 １０ 年 分 别 增 长 １􀆰 ２ｋｇ / ｍ２ 和１􀆰 １ｋｇ / ｍ２ ( Ｆｉｎｕｃａｎｅ 等ꎬ ２０１１)①ꎮ 相应地ꎬ 非传染性疾病的 高发病率已经导致几个中东、 北非和拉美国家的死亡率成了令人关注的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ꎮ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ꎬ 埃及是妇女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之一ꎬ 每 １０ 万名妇女 (７０ 岁以下) 中就有 ３８４ 人死亡ꎬ 男子死亡率更高ꎬ 每 １０ 万名男子 (７０ 岁以下) 有 ４２７ 人死亡 (ＷＨＯꎬ ２０１１)ꎮ 相比之下ꎬ 巴 西 (２２６ 名女性死亡和 ３０４ 名男性死亡)ꎬ 中国 (２６０ 名女性死亡和 ３１２ 名男 性死亡)ꎬ 墨西哥 (２１７ 名女性死亡和 ２５８ 名男性死亡)ꎬ 以及美国 (１２２ 名 女性死亡和 １９１ 名男性死亡) 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死亡率较低ꎮ 预计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全世界因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将增加 １５％ꎬ 其中死 亡人数增幅最大的为中东和北非地区、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东南亚ꎬ 都 将超过 ２０％ (ＷＨＯꎬ ２０１１)ꎮ 埃及食物和宏量营养素消费变化趋势 １９７０—２０１１ 年ꎬ 埃及的食物消费总量 (人均食物可得性) 呈增加状态ꎬ 􀅰９２􀅰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①“拉丁美洲中部” 包括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拿马和委内瑞拉ꎮ “拉丁美洲南部” 包括阿根廷、 智利和乌拉圭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特别是碳水化合物和动物蛋白质来源性食物①ꎮ 人均能量供应量从 １９７０ 年的 约 ２ ２７０ｋｃａｌ /天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约 ３ ５６０ｋｃａｌ /天ꎬ 增加 ５７％ (表 ３􀆰 １)ꎮ 人均 蛋白质总供应量甚至增长了 ６７％ꎬ 脂肪增长了 ３９％ꎮ 随着宏量营养素供应量 的增加ꎬ 人均谷物可获得总量增加了 ４８％ꎬ 糖类增加了 ９７％ꎬ 肉类和鱼类增 加了 ２５３％ꎮ 来自粮农组织 (ＦＡＯ) 食物平衡表 (ＦＢＳ) 的数据表明ꎬ 自 １９７０ 年以 来ꎬ 埃及人的食物和宏量营养素的供应发生了三大转变ꎮ 第一次转变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图 ３􀆰 １)ꎮ 它的特点是人均总热量和脂肪的可获得性迅速增 加ꎮ 总能量供应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谷物、 糖、 食用油脂的供应量增加ꎬ 这 表明副食品总体上基本不具备食物多样性ꎮ 来自谷物、 糖、 蔬菜和食用油的 人均能量供应量在 １９７０—１９８１ 年增加了 ３５％ꎬ 而人均总能量供应量在 １９７０—１９８１ 年增加了 ３２％ (表 ３􀆰 １)ꎮ 人均谷物供应量增加了 ３０％ꎬ 食用油 脂增加了 ６４％ꎬ 糖类增加了 ８０％ꎮ 此外ꎬ 人均肉类和鱼类供应量和 １９７０ 年 的低水平相比增加了 ５６％ꎻ 大部分增量发生在 １９８０ 年左右 (图 ３􀆰 １)ꎮ 表 ３􀆰 １　 埃及人均食物和宏量营养素供应量及其随时间的变化 　 　 　 年份 项目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１ １９７０—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１—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 (％) １９７０—２０１１ (％) 食物类别 谷物 (ｇ / ｄ) ４６６ ６０５ ６９１ ６９１ ３０ １４ ０ ４８ 肉和鱼 (ｇ / ｄ) ４０ ６３ ８０ １４３ ５６ ２７ ７８ ２５３ 奶及奶制品 (ｇ / ｄ) ９２ １０１ １０７ １７７ １０ ６ ６５ ９４ 蔬菜 (ｇ / ｄ) ３４４ ３９８ ３８８ ５６５ １６ －２ ４６ ６４ 糖 (ｇ / ｄ) ４２ ７６ ７９ ８３ ８０ ３ ６ ９７ 食用油脂 (ｇ / ｄ) ２３ ３８ ２４ ２４ ６４ －３６ １ ６ 宏观营养物质 能量 (ｋｃａｌ / ｄ) ２ ２７２ ３ ００２ ３ ２５９ ３ ５５７ ３２ ９ ９ ５７ 􀅰０３􀅰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由于缺乏针对家庭食物消费量的长时间数据考察 (可从家庭调查中计算)ꎬ 本章节基于食物平 衡表 (ＦＢＳ) 数据库 (ＦＡＯＳＴＡＴꎬ ２０１４) 中记录的食物和宏量营养素的供应数据ꎮ 因此ꎬ 一个国家 可供人民消费的食物人均供应量ꎬ 以下简称 “食物可获得性”ꎬ 可由生产和进口的食物总量减去用于 牲畜饲料和种子的出口总量ꎬ 食品和非食品用途的工业消耗ꎬ 以及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丢失的那一 部分得到的剩余量计算ꎮ 然后ꎬ 食品的总量会根据食品的储存量进行调整ꎮ 人均可用食物的数量可 转换为能量、 蛋白质和脂肪的可获得量 (ＦＡＯＳＴＡＴꎬ ２０１４)ꎬ 以及为所有初级和加工产品提供合适的 食物组成成分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续表) 　 　 　 年份 项目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１ １９７０—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１—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 (％) １９７０—２０１１ (％) 谷物、 糖、 植物油 (ｋｃａｌ / ｄ) １ ８１８ ２ ４６２ ２ ６５１ ２ ６６８ ３５ ８ １ ４７ 蛋白质 (ｇ / ｄ) ６１􀆰 ３ ７５􀆰 ６ ８８􀆰 ５ １０２􀆰 ６ ２３ １７ １６ ６７ 脂肪 (ｇ / ｄ) ４６􀆰 ０ ６６􀆰 ８ ５５􀆰 ５ ６４􀆰 １ ４５ －１７ １６ ３９ 　 　 资料来源: 作者的计算根据来自 ＦＡＯＳＴＡＴ 的数据 (２０１４)ꎮ 注: ｇ / ｄ ＝克 / 天ꎻ ｋｃａｌ / ｄ ＝千卡 / 天ꎮ 食物可获得性以初级当量 (因此包括加工过的商品) 来表示ꎮ “谷类” 食物对应食品平衡表 (ＦＡＯＳＴＡＴꎬ ２０１４) 中的 “除酒精谷类”ꎻ “肉和鱼” 对应 “肉” 和 “内脏”ꎬ “脂肪、 动物、 生食” 和 “鱼、 海鲜”ꎻ “奶及奶制品” 对应 “奶类和奶制品”ꎬ 不包括黄油ꎻ “蔬菜” 对应 “蔬菜”ꎻ “糖” 对应 “糖和甜味剂”ꎻ “食用油脂” 对应 “黄油、 酥油” 和 “菜籽油”ꎮ 第二次转变是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到 ９０ 年代中期ꎬ 其特征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人均能量供应量由快速增长到减缓ꎬ 人均糖类及肉类和鱼类供应量的增 长停滞 (大部分时间)ꎬ 以及食用油脂的人均供应量回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 水平 (图 ３􀆰 １)ꎮ 随着人均可食用脂肪和油脂供给的减少ꎬ 人均膳食脂肪的 供应量降低———尽管速度较为平缓 (表 ３􀆰 １)ꎮ 人均谷物供应量持续增加ꎬ １９８１—１９９４ 年共增长 １４％ꎬ 人均蔬菜供应量大致保持不变ꎮ 第三次转变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到 ２０１１ 年)ꎬ 主要特征是动物 性食物ꎬ 特别是肉类和鱼类的人均供应量迅速增加 (表 ３􀆰 １ꎬ 图 ３􀆰 １)ꎮ 尽管 总体上增长迅猛ꎬ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人均肉类和鱼类供应 量要低于前一年的水平ꎬ 这可能是受到近期金融危机的影响 ( Ａｈ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ꎻ Ｎｅｇｒｏ－Ｃａｌｄｕｃｈ 等ꎬ ２０１３ꎻ 见下文)ꎮ ２０１１ 年的人均肉类和鱼类供应量 仍超过 １９７０ 年的 (低) 水平ꎬ 高了 ２５０％ꎬ 同时超过 １９９４ 年水平的 ７８％ꎮ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１１ 年ꎬ 人均粮食供应量稳定在 １９７０ 年水平的 １４８％左右ꎮ 人均 糖供应量在 １９７０ 年水平的 １９７％左右浮动ꎬ 在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 年几乎没有增加ꎮ 在 １９９４ 年下降到 １９７０ 年的水平之后ꎬ 人均食用油脂的供应量刚好稳定在该 水平以下 (直到 ２０１０ 年)ꎮ 在第三次转变期间ꎬ 人均蔬菜供应量以第一次转 变期间的 ２ 倍以上的速度增加ꎮ 然而ꎬ 这一增幅仍远低于 １９９４ 至 ２０１１ 年间 人均动物性食物供应量的增加幅度ꎮ 总的来说ꎬ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埃及在第三次转变期间呈现的 趋势表明ꎬ 埃及人的饮食习惯刚刚开始转向摄取富含微量营养素的食物ꎮ 在 当前的条件下ꎬ 大多数埃及人进入营养变迁的第五阶段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 􀅰１３􀅰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３􀆰 １　 １９７０—２０１１ 年间埃及食物和热量的供应量趋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来自 ＦＡＯＳＴＡＴ 的数据 (２０１４) 计算ꎮ 注: ｋｃａｌ / ｄ ＝千卡 / 天ꎮ 食物可获得性以初级当量 (因此包括加工过的商品) 来表示ꎮ “谷类” 食物对应食品平衡表 (ＦＡＯＳＴＡＴ ２０１４) 中的 “除酒精谷类”ꎻ “肉和鱼” 对应 “肉” 和 “内脏”ꎬ “脂肪、 动物、 生 食” 和 “鱼、 海鲜”ꎻ “奶及奶制品” 对应 “奶类和奶制品”ꎬ 不包括黄油ꎻ “蔬菜” 对应 “蔬 菜”ꎻ “糖” 对应 “糖和甜味剂”ꎻ “食用脂肪和油” 对应 “黄油、 酥油” 和 “菜籽油”ꎮ 走ꎬ 其特点是饮食和生活方式等行为的剧变: 随着 １９９４ 至 ２０１１ 年的人均动 物性食物的供应量、 以及人均蛋白质、 脂肪ꎬ 甚至能量 (尽管速率低于蛋白 质和脂肪) 的供应量增加 (表 ３􀆰 １)ꎮ 当然ꎬ 对于统计的数据ꎬ ＦＢＳ 提供的食物和宏量营养素供应数据的准确 性ꎬ 应当被谨慎对待ꎮ 原因是所统计数据间的巨大差距和方法论的显著局限 性 (Ｇａｂｂｅｒｔ 和 Ｗｅｉｋａｒｄꎬ ２００１ꎻ Ｎｕｂｅꎬ ２００１ꎻ Ｓｍｉｔｈꎬ １９９８ꎻ Ｓｖｅｄｂｅｒｇꎬ １９９９ꎬ ２００２)ꎮ 例如ꎬ ＦＢＳ 提供的人均能量消费量似乎大大高于家庭户调查得出的 人均能量消费量ꎮ 据埃及国家营养研究所开展的全国食物消费调查ꎬ Ｇａｌａｌ (２００２) 发现ꎬ １９９８ 年人均能量消费量约为 ２ ６２０ｋｃａｌ / ｄꎬ 比 ＦＢＳ 的值 (３ ３４０ｋｃａｌ / ｄ) 要低 ７００ｋｃａｌ / ｄꎮ 经过调查ꎬ 较低消费值可能主要基于家庭中 发生的食物浪费ꎬ 这在 ＦＢＳ (ＦＡＯＳＴＡＴꎬ ２０１４) 中并没有包括①ꎮ 然而ꎬ ＦＢＳ 数据所揭示的埃及食品消费模式和总能量消费趋势是合理 的ꎬ 与调查显示的食物消费和营养数据一致ꎮ 例如ꎬ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ꎬ 埃及 􀅰２３􀅰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在家庭中ꎬ 食物垃圾产生于储存期间、 膳食准备期间和食用期间ꎮ 一些食物也因用于饲养家 畜而被滥用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２０~４９ 岁女性肥胖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幅度最大ꎮ 此外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 的 ＤＨＳ 数据 (ＭＯＨꎬ Ｅｌ － 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ꎬ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 表 明ꎬ 同一年龄组的妇女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自 ２０００ 年起已经趋于稳定①ꎮ 埃及的经济危机与贫困 当我们寻求埃及营养挑战的驱动因素ꎬ 尤其是慢性儿童营养不良高发病 率的驱动因素时ꎬ (收入) 贫困可能是一个明显的潜在关键因素ꎮ 在全球范 围内ꎬ 慢性儿童营养不良与家庭贫困密切相关 (Ｂｒｏｏｋｓ －Ｇｕｎｎ 和 Ｄｕｎｃａｎꎬ １９９７ꎻ Ｂｌａｃｋ 等ꎬ ２００８ꎻ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 ＭｃＧｒｅｇｏｒ 等ꎬ ２００７ꎻ Ｓｍｉｔｈ 和 Ｈａｄｄａｄꎬ ２０００)ꎮ 在埃及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ꎬ 国家贫困率逐渐上升 (见下文)ꎬ 至少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ꎬ 全国儿童生长迟缓率也是增加的ꎮ 儿童生长迟缓率增加导致 极为严重的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和特殊的经济发展与营养状况不匹配ꎮ 贫困 的持续增加和随之带来的家庭食物不安全普遍归因于一系列经济危机 (例 如ꎬ Ａｈ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ꎻ Ｂｒｅｉｓｉｎｇｅｒ 等ꎬ ２０１３ꎻ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３)ꎬ 也因此被视为增加 儿童生长迟缓率的关键因素 (例如ꎬ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３)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ꎬ 埃及经历了至少四次重大经济危机ꎬ 这似乎 都与越来越多的食物和宏量营养素供应量增速的突然减缓相对应 (如上所 述)ꎮ 第一ꎬ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年的一系列经济冲击 (包括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的卢克索 恐怖袭击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欧盟经济衰退以及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美国恐怖袭击 事件) 大幅削减了外汇收益ꎬ 促使政府从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开始逐步贬值 ＥＧＰ 埃 及镑ꎬ 并最终在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采用自由汇率浮动系统 (Ｂｏｌｂｏｌꎬ Ｆａｔｈｅｌｄｉｎ 和 Ｏｍｒａｎꎬ ２００５)ꎮ 第二ꎬ ２００６ 年的禽流感疫情和由此导致的大规模扑杀影响 了大部分小农户ꎬ 他们养鸡是为了自己消费以及作为家庭收入来源的补充 (Ａｈ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ꎻ Ｎｅｇｒｏ－Ｃａｌｄｕｃｈꎬ ２０１３ꎻ Ｋａｖｌｅ 等ꎬ ２０１５ａ)ꎮ 第三ꎬ 埃及食品 和燃料严重依赖进口、 收入主要依赖旅游业、 苏伊士运河和石油出口ꎬ 然 而ꎬ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全球粮食、 燃料和金融危机使国内粮食和燃料价格提高ꎬ 并大幅降低了外汇流入量 ( Ａｈ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ꎻ Ｉａｎｃｈｏｖｉｃｈｉｎａꎬ Ｌｏｅｎｉｎｇ 和 Ｗｏｏｄꎬ ２０１４ꎻ 表 ３􀆰 ２)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 埃及是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小麦是其最重 要的主食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的 ３ 年平均谷物的进口依赖率约为 ４１％ꎬ 糖类为 􀅰３３􀅰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①见附录中的表 Ａ􀆰 １ 和表 Ａ􀆰 ２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３８％ꎬ 食用油脂为 ７３％ (表 ３􀆰 ２)ꎮ 第四ꎬ ２０１１ 年革命后的政治不稳定进一 步加剧了埃及的宏观经济问题 (Ａｈ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ꎻ Ｂｒｅｉｓｉｎｇｅｒ 等ꎬ ２０１３ꎻ Ｄａｈｉꎬ ２０１２)ꎮ 贫困与慢性儿童营养不良的关系 尽管存在这些危机ꎬ 但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的年均增 长率为 ２􀆰 ７％~ ４􀆰 ６％ (表 ３􀆰 ２)ꎮ 不过ꎬ 贫困率每年平均上升了 ０􀆰 ８ 个百分 点ꎬ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６􀆰 ７％的低水平开始算起 (表 ３􀆰 ３)ꎮ 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４􀆰 ６％相 比ꎬ 儿童生长迟缓的患病率每年增加 ０􀆰 ６ 个百分点 (表 ２􀆰 ２)ꎮ 因此ꎬ 国家贫 困率上升速度高于全国儿童生长迟缓率 (５０％对 ３４％)ꎮ 表 ３􀆰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埃及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ＧＤＰ 增长率 (％) ａ 　 　 总体 ５􀆰 ４ ３􀆰 ５ ２􀆰 ４ ３􀆰 ２ ４􀆰 １ 　 　 人均 ３􀆰 ５ １􀆰 ７ ０􀆰 ５ １􀆰 ３ ２􀆰 ２ 收支 (百万美元) ｂ 　 　 经常项目差额 －３３ ６１４ １ ９４３ ３ ４１８ ２ ９１１ 　 　 贸易差额 －９ ３６３ －７ ５１７ －６ ６１５ －７ ８３４ －１０ ３５９ 　 　 出口 ７ ０７８ ７ １２１ ８ ２０５ １０ ４５３ １３ ８３３ 　 　 石油 ２ ６３２ ２ ３８１ ３ １６１ ３ ９１０ ５ ２９９ 　 　 份额 (％) — — — ３７􀆰 ４ ３８􀆰 ３ 　 　 食物 — — — ５９７ ７９２ 　 　 份额 (％) — — — １５􀆰 ３ １４􀆰 ９ 　 　 进口 １６ ４４１ １４ ６３７ １４ ８２０ １８ ２８６ ２４ １９３ 　 　 石油 — — — ２ ５５０ ３ ９７５ 　 　 份额 (％) — — — １３􀆰 ９ １６􀆰 ４ 　 　 食物 — — — ３ ２０８ ３ ４２１ 　 　 份额 (％) — — — １７􀆰 ５ １４􀆰 １ 　 　 服务ꎬ 净额 ５ ５８８ ３ ８７８ ４ ９４９ ７ ３１８ ７ ８４２ 　 　 收入 １１ ６９６ ９ ６１８ １０ ４４１ １２ ９８１ １５ ０３０ 　 　 旅游业 ４ ３１７ ３ ４２３ ３ ７９６ ５ ４７５ ６ ４３０ 　 　 份额 (％) ３６􀆰 ９ ３５􀆰 ６ ３６􀆰 ４ ４２􀆰 ２ ４２􀆰 ８ 　 　 苏伊士运河 １ ８４３ １ ８２０ ２ ２３６ ２ ８４８ ３ ３０７ 􀅰４３􀅰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续表)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份额 (％) １５􀆰 ８ １８􀆰 ９ ２１􀆰 ４ ２１􀆰 ９ ２２􀆰 ０ 　 　 转让 ３ ７４２ ４ ２５２ ３ ６０９ ３ ９３４ ５ ４２８ 　 　 汇款ꎬ 净额 ２ ９７３ ３ １０９ ２ ９４６ ３ ０４６ ４ ３７２ 粮食进口依存度 (％) ｃ 　 　 谷物 ３５􀆰 ４ ３６􀆰 ８ ３６􀆰 ９ ３１􀆰 ３ ２７􀆰 ６ 　 　 肉和鱼 ２６􀆰 ６ ２３􀆰 ６ １８􀆰 ０ １５􀆰 ６ １７􀆰 １ 　 　 奶及奶制品 ８􀆰 １ ７􀆰 ２ ５􀆰 ５ ５􀆰 ８ ６􀆰 ２ 　 　 蔬菜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糖 ２２􀆰 ５ ２８􀆰 ０ ３３􀆰 ２ ２８􀆰 ０ ４０􀆰 ２ 　 　 食用油脂 ７９􀆰 ２ ７１􀆰 ３ ６１􀆰 ７ ５５􀆰 ５ ７９􀆰 ４ 　 　 资料来源: 作者的计算基于以下数据来源: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４)ꎻｂ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２０１４)ꎻｃ ＦＡＯＳＴＡＴ (２０１４)ꎮ 注: —＝数据不可用ꎻ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ꎮ 国际收支账户的年度价值是指指定日历年的前半部分和过去半年的年度价值ꎮ 进口依存度是按进口数量占国内供应总量的百分比来计算ꎮ 国内供应总量按国内生产数量和进 口数量之和减去出口数量来计算ꎮ 食品供应量以主要等价物 (包括加工商品) 表示ꎮ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年平均数 ４􀆰 ５ ６􀆰 ８ ７􀆰 １ ７􀆰 ２ ４􀆰 ７ ５􀆰 １ １􀆰 ８ ４􀆰 ６ ２􀆰 ６ ４􀆰 ９ ５􀆰 ２ ５􀆰 ３ ２􀆰 ９ ３􀆰 ３ ０􀆰 １ ２􀆰 ７ １ ７５２ ２ ２６９ ８８８ －４ ４２４ －４ ３１８ －６ ０８８ －１０ １４６ －１１ ９８６ －１６ ２９１ －２３ ４１５ －２５ １７３ －２５ １２０ －２７ １０３ －３４ １３９ １８ ４５５ ２２ ０１８ ２９ ３５６ ２５ １６９ ２３ ８７３ ２６ ９９３ ２５ ０７２ １０ ２２２ １０ １０８ １４ ４７３ １１ ００５ １０ ２５９ １２ １３６ １１ ２２５ ５５􀆰 ４ ４５􀆰 ９ ４９􀆰 ３ ４３􀆰 ７ ４３􀆰 ０ ４５􀆰 ０ ４４􀆰 ８ ４４􀆰 ７ ５８７ ９４４ １ １５１ １ ０９２ １ ３４３ １ ４２２ １ ２３４ ５􀆰 ７ ９􀆰 ３ ８􀆰 ０ ９􀆰 ９ １３􀆰 １ １１􀆰 ７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３０ ４４１ ３８ ３０８ ５２ ７７１ ５０ ３４２ ４８ ９９３ ５４ ０９６ ５９ ２１１ ５ ３５９ ４ １２８ ９ ５６１ ７ ０３２ ５ １６１ ９ ２６２ １１ ７７５ １７􀆰 ６ １０􀆰 ８ １８􀆰 １ １４􀆰 ０ １０􀆰 ５ １７􀆰 １ １９􀆰 ９ １５􀆰 ４ ２ ９５１ ４ １５３ ６ ２０７ ５ ８９８ ６ ７９１ ９ ４９４ １０ ９８３ ９􀆰 ７ １０􀆰 ８ １１􀆰 ８ １１􀆰 ７ １３􀆰 ９ １７􀆰 ６ １８􀆰 ５ １４􀆰 ０ ８ １９１ １１ ４９８ １４ ９６６ １２ ５０２ １０ ３３９ ７ ８７８ ５ ５８５ １７ ４３８ ２０ ４５６ ２７ ２１１ ２３ ８０１ ２３ ５６３ ２１ ８７３ ２０ ８７２ 􀅰５３􀅰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续表)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年平均数 ７ ２３５ ８ １８３ １０ ８２７ １０ ４８８ １１ ５９１ １０ ５８９ ９ ４１９ ４１􀆰 ５ ４０􀆰 ０ ３９􀆰 ８ ４４􀆰 １ ４９􀆰 ２ ４８􀆰 ４ ４５􀆰 １ ４１􀆰 ８ ３ ５５９ ４ １７０ ５ １５５ ４ ７２１ ４ ５１７ ５ ０５３ ５ ２０８ ２０􀆰 ４ ２０􀆰 ４ １８􀆰 ９ １９􀆰 ８ １９􀆰 ２ ２３􀆰 １ ２５􀆰 ０ ２０􀆰 ６ ５ ５４７ ７ ０６１ ９ ３３８ ８ ２４７ １０ ４６３ １３ １３７ １８ ４０８ ４ ９７５ ６ ２６１ ８ ３７７ ７ ６３２ ９ ５０９ １２ ３８４ １７ ７７６ ３６􀆰 ２ ３８􀆰 ２ ４３􀆰 １ ３７􀆰 ２ ４２􀆰 １ ４９􀆰 ４ ４６􀆰 ３ ３８􀆰 ４ １９􀆰 ９ ２１􀆰 ５ ２２􀆰 ６ １５􀆰 ９ １６􀆰 １ ２３􀆰 ０ １７􀆰 ６ １９􀆰 ８ ６􀆰 ９ ５􀆰 ４ ５􀆰 ８ ９􀆰 ４ ８􀆰 ９ １３􀆰 ０ ２４􀆰 １ ８􀆰 ９ 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２ ０􀆰 ４ ０􀆰 ５ ０􀆰 ２ ３７􀆰 ７ ３９􀆰 ６ ３５􀆰 ８ ４４􀆰 ８ ３３􀆰 １ ３７􀆰 １ ４３􀆰 １ ３５􀆰 ３ ７８􀆰 ５ ８０􀆰 ５ ６２􀆰 ３ ８２􀆰 ４ ７４􀆰 ２ ８７􀆰 ０ ８４􀆰 ０ ７４􀆰 ７ 　 　 食品组 “谷物” 对应于食品均衡表中的 “谷物———不包括啤酒” 食品组 ( ＦＡＯＳＴＡＴꎬ ２０１４)ꎻ “肉和鱼” 对应于 “肉” 和 “内脏”ꎬ “脂肪ꎬ 动物ꎬ 原料” 和 “鱼类ꎬ 海鲜”ꎻ “奶及奶制品” 对应 于 “奶类和奶制品ꎬ 不包括黄油”ꎻ “蔬菜” 对应 “蔬菜”ꎻ “糖” 对应于 “糖和甜味剂”ꎻ “食用油 脂” 对应于 “黄油、 酥油” 和 “植物油”ꎮ 食物组 “肉和鱼” 和 “食用油脂” 的进口依存度由其子组的进口依存度的加权平均值计算ꎬ 使 用国内供应量的相对份额作为权重ꎮ 尽管如此ꎬ 在埃及ꎬ ２０１１ 年贫困现象仍然没有儿童发育迟缓普遍ꎮ 与埃 及不同ꎬ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的数据ꎬ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贫困比儿童发 育迟缓更为普遍ꎮ 埃及的收入不平等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有所下降 (表 ３􀆰 ３)ꎬ 这是不寻常的ꎬ 因为贫困加剧而经济在高速增长ꎮ 埃及 ２０００ 年的基尼系数 约为 ０􀆰 ３４ꎬ 按地区和国际标准衡量ꎬ 埃及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相当低ꎬ 这似 乎与埃及人对收入不平等的看法不一致 (Ｖｅｒｍｅ 等ꎬ ２０１４)①ꎮ 但埃及和其他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家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发生率很低ꎬ 至少在整个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都是如此ꎬ 这是由于国际移民带来的的大量汇款和作为 一部分社会保护手段的公共部门 (政府) 的较高雇用率 (Ａｄａｍｓ 和 Ｐａｇｅꎬ ２００３ꎻ Ｈａｓｓｉｎｅꎬ ２０１２)ꎮ 此外ꎬ 埃及政府在整个 ２１ 世纪初ꎬ 大幅提高了食物 补贴ꎬ 以减轻经济危机对穷人的影响 (见下文)ꎮ 􀅰６３􀅰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对埃及不平等性的全面研究 (Ｖｅｒｍｅ 等ꎬ ２０１４) 发现ꎬ ＨＩＥＣＳ 支出数据———这是官方贫困和不 平等估计的基础———具有良好的质量ꎬ 不平等的替代衡量标准产生与官方相似的估计数ꎬ 本书已经 介绍过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政府政策也可以部分解释贫困发生率与儿童生长迟缓率之间的地方趋势 和模式的差异ꎮ 与儿童生长迟缓的发病率相似ꎬ 城市地区的贫困增长速度高 于农村地区ꎬ 尽管城乡差距不太明显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ꎬ 城市地区的贫困率增 加了 ６６％ꎬ 农村地区的贫困率增加了 ４７％ꎻ 儿童生长迟缓率在城市地区增加 了 ８１％ꎬ 在农村地区仅增加了 １３％ꎮ 在城市地区ꎬ 儿童生长迟缓率相对于贫 困率而言ꎬ 呈现过度增长态势ꎮ 因此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ꎬ 城市地区的收入不平 等状况下降ꎬ 而在农村地区则基本保持不变 (表 ３􀆰 ３)ꎮ 尽管如此ꎬ 埃及的 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仍低于城市地区ꎮ 这与中东和北非的其他发展中国 家一致 (Ａｄａｍｓ 和 Ｐａｇｅꎬ ２００３)ꎬ 但不同于中国等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 家 (Ｃｈａｎｇꎬ ２００２ꎻ Ｙａｎｇꎬ １９９９) 和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 ( Ｓａｈｎ 和 Ｓｔｉｆｅｌꎬ ２００３)ꎮ 表 ３􀆰 ３　 贫困、 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困情况年均变化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 　 　 　 　 　 　 　 　 年份 项目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 贫困率 (％) 　 　 总计 １６􀆰 ７ １９􀆰 ６ ２１􀆰 ６ ２５􀆰 ２ ２６􀆰 ３ ０􀆰 ８ 　 　 城市 ９􀆰 ２ １０􀆰 １ １１􀆰 ０ １５􀆰 ３ １７􀆰 ６ ０􀆰 ６ 　 　 农村 ２２􀆰 １ ２６􀆰 ８ ２８􀆰 ９ ３２􀆰 ３ ３２􀆰 ４ ０􀆰 ９ 贫困率 (％)ꎬ 按地区和居住区划分 　 　 大都会 ５􀆰 １ ５􀆰 ７ ６􀆰 ９ ９􀆰 ６ １５􀆰 ７ ０􀆰 ４ 　 　 下埃及 １０􀆰 ３ １４􀆰 ５ １４􀆰 ２ １５􀆰 １ １５􀆰 ９ ０􀆰 ４ 　 　 城市 ６􀆰 ２ ９􀆰 ０ ７􀆰 ３ １０􀆰 ３ １１􀆰 ７ ０􀆰 ４ 　 　 农村 １１􀆰 ８ １６􀆰 ７ １６􀆰 ７ １７􀆰 ０ １７􀆰 ４ ０􀆰 ５ 　 　 上埃及 ２９􀆰 ７ ３２􀆰 ５ ３６􀆰 ９ ４４􀆰 ５ ４２􀆰 ６ １􀆰 ３ 　 　 城市 １９􀆰 ３ １８􀆰 ６ ２１􀆰 ３ ２９􀆰 ４ ２６􀆰 ７ ０􀆰 ９ 　 　 农村 ３４􀆰 ２ ３９􀆰 １ ４３􀆰 ７ ５１􀆰 ５ ４９􀆰 ４ １􀆰 ６ 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 　 　 总计 ０􀆰 ３４４ ０􀆰 ３２３ ０􀆰 ３０７ ０􀆰 ３１６ ０􀆰 ２９８ 　 　 城市 ０􀆰 ３６８ ０􀆰 ３４９ ０􀆰 ３３６ ０􀆰 ３４９ ０􀆰 ３２６ 　 　 农村 ０􀆰 ２３３ ０􀆰 ２３３ ０􀆰 ２２４ ０􀆰 ２３６ ０􀆰 ２３６ 　 　 资料来源: 由 Ｈｅｂａ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 根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提供ꎮ 注: 根据官方说法ꎬ 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认定均来源于家庭支出的数据ꎮ 至少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ꎬ 儿童发育不良和贫困就一直存在一些地域上的 差异 (表 ２􀆰 １ 和表 ３􀆰 ３)ꎮ 下埃及地区和上埃及地区之间的差距远小于儿童发 􀅰７３􀅰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育不良率和贫困率之间的差距ꎮ 虽然大都市地区的贫困率比上埃及和下埃及 低ꎬ 且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ꎬ 但大都市地区的儿童发育不良的患病率要高 于下埃及ꎬ 且更接近于全国的平均水平ꎮ 下埃及和大都市地区相对较低的贫 困率可能是因为政府在这些地区的集中投资拉动了当地经济ꎬ 再加之上埃及 落后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不足 (世界银行ꎬ ２００７)ꎮ 最后ꎬ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ꎬ 儿童发育不良在穷人和富人中都很常见ꎮ 如 上所述ꎬ 在最穷和最富的 １ / ５ 人口之间ꎬ 儿童发育不良患病率的差距在整个 ２１ 世纪都在不断缩小ꎮ ２０１１ 年最贫穷和最富有人群的患病率是相似的 (图 ２􀆰 ６)ꎮ 基于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的相关分析显 示ꎬ 儿童的 ＨＡＺｓ 与家庭收入指标的相关性很小ꎮ 报告中的人均收入和人均 支出总额的相关系数转换为对数后ꎬ 在城市、 农村和总体样本中取值小于 ０􀆰 ０４５ꎮ 这些城市样本在 ０􀆰 １ 的检验水平上是无意义的ꎬ 且农村样本的人均 收入系数在统计学上也是无意义的①ꎮ 基于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８ 年 ＤＨＳｓ 数据 (ＭＯＨ、 Ｅｌ － 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 ＭＯＨＰ、 ＮＰＣ、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 的相关分析证实了自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中发现的低相关性ꎮ 总体而 言ꎬ ２００５ 年的 ＤＨＳ 数据显示ꎬ 儿童 ＨＡＺ 与家庭财富 (以资产财富指数衡 量) 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ꎬ 虽然仍较低ꎬ 总样本为 ０􀆰 １３３ꎬ 城市样本为 ０􀆰 １１３ꎬ 农村样本为 ０􀆰 １１１ꎮ 因此ꎬ 虽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ꎬ 在儿童发育不良患病率增加的同时ꎬ 国家 (在较小程度上) 的贫困水平也升高了ꎬ 但儿童 ＨＡＺ 仅与个人层面的家庭低 收入有微弱的联系ꎮ 这一发现说明ꎬ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ꎬ 除了家庭贫困之外ꎬ 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儿童发育不良患病率的居高不下和不断增长ꎮ 这也可能 意味着ꎬ 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对儿童发育不良的作用要小于对贫困的作用ꎮ 家庭食物不安全及应对策略 伴随着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ꎬ 埃及家庭食物安全状况不断恶化ꎬ 这是因 为在一系列经济危机中ꎬ 家庭丧失了购买力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ꎬ 根据 ＨＩＥＣＳ 数据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３) 公布的一项研究ꎬ 埃及贫困人口和食 物消费较低人口 (饮食多样性不足、 能量不足ꎬ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占总人 􀅰８３􀅰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当以线性方式计算家庭收入和人均支出时ꎬ 系数在统计学上是无意义的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口的比重从 １４􀆰 ０％上升到了 １７􀆰 ２％ꎮ 人们认为ꎬ 为应对 ２１ 世纪头十年经济 危机而提高的食物补贴ꎬ 对保护人们的购买力至关重要 (Ａｌ －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ꎬ Ｂｒｅｉｓｉｎｇｅｒ 等ꎬ ２０１３ꎬ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３)ꎮ Ｒａｍａｄａｎ 和 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１１) 通过使用针对策略模拟的混合需求模型发现ꎬ 谷物价格上涨速度与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经历过的 (大约 ５０％) 相类似ꎮ 如果没有巴拉迪面包面粉补 贴政策ꎬ 将会使农村地区最低收入群体食物总支出减少 １０􀆰 ５％ꎬ 城市最低收 入群体食物总支出减少 ９􀆰 ２％ꎮ 农村和城市人口减少的损失分别占总体食物 支出的 ８􀆰 ７％和 ６􀆰 ９％ꎮ ＷＦＰ 调查报告显示ꎬ 在 ２０１１ 年的调查中ꎬ 在曾经历前两年经济危机的 家庭中ꎬ ７４􀆰 ７％的家庭表示最严重的问题是食物价格上涨ꎬ 农村地区上涨了 ７７􀆰 ０％ꎬ 城市地区上涨了 ７２􀆰 １％ꎮ 为了应对这种购买力的下降ꎬ 家庭纷纷采 取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对营养产生负面影响的应对策略ꎮ 报告提到的主要策 略包括更加依赖便宜的食物或是不好吃的食物 (８８􀆰 ４％的贫困家庭和 ８１􀆰 ６％ 的非贫困家庭)ꎬ 减少肉类和鱼类的日常消费 (７２􀆰 ４％的贫困家庭和 ６７􀆰 ４％ 的非贫困家庭)ꎬ 以及减少每餐用量 (４３􀆰 ８％的贫困家庭和 ４１􀆰 ７％的非贫困 家庭)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３)ꎮ 其结果是ꎬ 由于对高能量便宜食物的依赖加剧ꎬ 尤其是穷人ꎬ 家庭饮食 多样性下降了ꎮ 饮食多样性差的家庭比重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３􀆰 ３％上升到了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５􀆰 １％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３)ꎮ 与 ２００５ 年的 ＤＨＳ 数据相比ꎬ ２００８ 年的 ＤＨＳ 数 据还显示出饮食多样性的减少、 肉类和鱼类消费量的减少、 蔬菜和水果消费 量的减少以及高含糖食品消费量的增加 ( Ｋａｖｌｅ 等ꎬ ２０１５ａ)ꎮ Ｋａｖｌｅ 等 (２０１５ａ) 认为上述幼儿和母亲饮食的变化与 ２００６ 年禽流感的暴发以及后来 的粮食和燃料价格危机有关ꎮ 他们认为ꎬ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下埃及地区儿童发育 不良患病率的增加ꎬ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饮食多样性下降导致的ꎬ 尤其 是高糖食物取代了富含多种营养素的食物ꎮ 在此期间ꎬ 由于食物补贴的增多 (见下文)ꎬ 高糖食物的供应量越来越大ꎬ 也越来越便宜ꎮ 因此ꎬ 经济冲击和日益严峻的食物不安全问题并不一定会导致能量摄入 和超重肥胖现象的减少ꎬ 因为家庭首先倾向于减少相对较贵、 富含微量营养 素食物的消费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８ 年印尼的经济危机就说明ꎬ 虽然家庭购买力大大 下降ꎬ 但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ꎬ 甚至增加基本主食 和能量的摄入水平 (Ｈｅａｄｅｙꎬ Ｅｃｋｅｒ 和 Ｔｒｉｎｈ Ｔａｎꎬ ２０１４)ꎮ 还有一些来自高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证据表明ꎬ 超重和肥胖甚至可能与家庭食物不安全有 正相关ꎬ 特别是食物援助和社会福利项目中的食物 (Ｄｉｎｏｕｒꎬ Ｂｅｒｇｅｎ 和 Ｙｅｈꎬ 􀅰９３􀅰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２００７ꎻ Ｋｕｋｕꎬ Ｇａｒａｓｋｙ 和 Ｇｕｎｄｅｒｓｅｎꎬ ２０１２ꎻ Ｍｏｈｄ Ｓｈａｒｉｆｆ 和 Ｋｈｏｒꎬ ２００５)ꎮ 食物补贴对营养的影响 埃及的食物补贴有着悠久的历史ꎮ 食物补贴再加上燃料补贴和其他一些 相对次要的社会福利一直是埃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支柱ꎮ 儿童营养不良以 及妇女儿童营养过剩的高发ꎬ 证明食物补贴制度至少在减少这些形式的营养 失调方面是无效的ꎮ 此外ꎬ 与营养变迁的一般现象相结合来看ꎬ 食物补贴制 度的设定及完善可能会阻碍大众的营养进步ꎬ 甚至加剧埃及在营养方面的两 项挑战 (我们将在下文解释)ꎮ 在埃及ꎬ 食物补贴一直是一种受欢迎的政治工具ꎬ 尤其是在降低经济危 机时期食物价格上涨的预期影响方面ꎮ 尽管食物补贴可能提高了穷人的购买 力ꎬ 并且阻止了近年来贫困人口的快速增长ꎬ 但它们也可能刺激了高能量食 物的过度消费ꎬ 并促使人们选择更不均衡的饮食 (饮食多样性和生物可获得 性微量营养素含量降低)ꎮ 两者都有可能对营养状况产生不良影响ꎮ 长期持续的大规模食物补贴制度可能导致高能量和不平衡的饮食内化ꎬ 成为常见的饮食习惯ꎮ 当然ꎬ 食物补贴制度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为了解决营养 不良问题ꎬ 但对食物市场的干预以及对它们的调控ꎬ 自然会对人们的食物消 费偏好及其营养状况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ꎮ 换句话说ꎬ 食物补贴及其改革不 太可能在营养状况方面保持中立ꎮ 过去关于埃及食物补贴制度改革的讨论集中于对财政预算、 减少或预防 贫困的影响ꎮ 然而ꎬ 营养问题 (至少与营养过剩有关) 以及公共卫生和相关 经济成本等问题似乎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ꎬ 在政治性或公开辩论中也是如 此ꎮ 因此ꎬ 本节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埃及食物补贴制度以及其对营养的潜在 影响的注意ꎮ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１ 年的革命之后ꎬ 改革食物补贴制度被认为是具 有政治挑战性的行为ꎬ 因为它可能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潜在的影响ꎮ 许多埃及 人认为ꎬ 食物 (以及燃料) 补贴是他们能从政府取得的唯一一种值得关注的 社会福利ꎬ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补贴是他们合法的公民权利 (Ｇｈｏ￣ ｎｅｉｍꎬ ２０１３ꎻ Ｓａｃｈｓꎬ ２０１２)ꎮ 尽管如此ꎬ 最近对食物补贴制度的修改正在悄 然进行 (燃料补贴也已经被削减)ꎬ 这一切变化都很平静ꎬ 且没有引发明显 的国内动荡 (原因可能是强有力的新政府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ꎬ 也可 能是 ２０１１ 年革命后人们十分渴望稳定)ꎮ 􀅰０４􀅰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前的埃及食物补贴制度 埃及的食物补贴制度始于 １９４１ 年ꎬ 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食物补贴制 度之一ꎮ 它以补贴价给绝大多数人提供食物ꎮ 尽管经过了几次调整ꎬ 但自 １９４５ 年以来ꎬ 对巴拉迪面包、 食用油和食糖的补贴一直是该体系的核心部 分ꎮ 直到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食物补贴系统由两个独立的项目组成———巴拉迪面 包面粉补贴计划和配给卡补贴计划ꎮ 巴拉迪面包补贴是在 １９４１ 年法鲁克一世国王的统治下作为普通消费者 补贴政策引入的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ꎮ 为了维持补贴ꎬ 政府从那时起就以高 于世界市场价格购买国内小麦来控制供应链ꎬ 干预小麦市场ꎻ 处理大量进口 小麦ꎻ 负责大部分小麦的运输和贮存ꎻ 以固定价格 (低于世界市场价格) 向 加工商销售小麦ꎻ 经营面粉厂、 面包店ꎬ 尤其是巴拉迪面包店ꎻ 向私人小麦 加工商提供燃料补贴ꎻ 确定巴拉迪面包的价格ꎻ 并颁布强制规定ꎬ 来确保巴 拉迪面包的质量ꎮ 这些质量规定包括诸如面包的大小ꎬ 面粉提取率ꎬ 以及近 年来的铁元素强化量 (Ａｌｄｅｒｍａｎꎬ ｖｏｎ Ｂｒａｕｎ 和 Ｓａｋｒꎬ １９８２ꎻ Ｃｏｅｌｌｉꎬ ２０１０)ꎮ １９４５ 年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ꎬ 法鲁克一世国王政府还出台了配 给卡补贴政策ꎮ 该计划是一项临时措施ꎬ 目的是确保能为所有人提供必需 品ꎬ 并帮助人民应对战争带来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 年ꎻ １９９６ 年ꎻ ＷＦＰꎬ ２００８)ꎮ 配给的家庭口粮包括基本的食物 (包括食 用油、 糖、 茶) 以及一些其他必需品 (如煤油和粗棉织品)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ꎮ 直到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受益人收到的食物都是固定配额 (配给卡上注 明) 和固定价格 (由政府决定) 的ꎮ 在 ２０１４ 年改革前后ꎬ 补贴价格和市场 价格之间的差额都已被公共预算填补 (见下一节)ꎮ 巴拉迪面包面粉补贴计 划以及定量配给卡补贴计划一开始都由供应及国内贸易部 (也就是今天所说 的 ＭＳＩＴ) 负责ꎬ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由商品供应总局管理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配给卡补贴政策仍然作为促进社会公平、 政治稳定 以及减轻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所带来不利影响的政治工具ꎮ 在 Ｇａｍａｌ Ａｂｄｅｌ Ｎａｓｓｅｒ 总统 (１９５６—１９７０ 年) 的统治下ꎬ 政府和人民之间达成了一项社会契 约ꎬ 明确规定政府的任务是确保所有埃及人的基本粮食供给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ꎮ 在 Ａｎｗａｒ Ｓａｄａｔ 总统 (１９７０—１９８１ 年) 的早期治理下ꎬ 配给卡补贴 政策进行了扩充ꎬ 通过补贴更多的食物这一手段ꎬ 包括豆类、 扁豆、 大米、 黄玉米、 鸡肉、 冷冻肉和冷冻鱼等总计 １８ 种食物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ꎻ Ａｌｉ 和 􀅰１４􀅰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Ａｄａｍｓꎬ １９９６)ꎮ 这一次的扩充与动物性食物和糖以及能量供应量的急剧增加 有关ꎬ 这标志着上文所提到的埃及食物供应模式的第一次转变 (图 ３􀆰 １)ꎮ 然而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国际食物价格不断上涨ꎬ 食物补贴在财政方 面很快就难以为继ꎮ 财政负担在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 年达到了顶峰ꎬ 当时食物补贴 占公共支出总额的 １６􀆰 ９％ꎬ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９􀆰 ４％ (Ａｌｄｅｒｍａｎꎬ ｖｏｎ Ｂｒａｕｎ 和 Ｓａｋｒꎬ １９８２)ꎮ １９７７ 年ꎬ 政府试图通过减少对某些食物 (包括菲诺面包和 菲诺面包面粉、 大米、 糖和茶) 的补贴来削减食物补贴的总成本ꎬ 然而引发 了严重的暴力骚乱 ( (Ａｌｄｅｒｍａｎꎬ １９８６ꎻ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ꎮ 因此ꎬ 该次尝试 马上停止ꎬ 同时补贴制度甚至还进一步扩大ꎮ 政府提高了原有的补贴力度ꎬ 并开始在农村地区分配面包粉ꎬ 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家制作面包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①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早期ꎬ 在 Ｈｏｓｎｉ Ｍｕｂａｒａｋ 总统 (１９８１— ２０１１ 年) 的治理下ꎬ 通过一系列改革ꎬ 食物补贴被悄悄地、 逐步且适度地 削减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ꎬ 食物补贴制度的费用一直被控制在 ３５ 亿埃及镑以下ꎬ 除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６ 年的高峰外ꎬ 其占埃及国内总产值的比重一直 稳步下降 (图 ３􀆰 ２)ꎮ 配给卡计划在 １９８１ 年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结构改革ꎬ 引入了目标机制ꎮ 结构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是ꎬ 所有持有配给卡的家庭按其收入状况被分为两 类ꎬ 据此确定补贴率ꎮ 贫困家庭得到绿卡ꎬ 这样他们就能够在购买食物时获 得全部补贴ꎬ 而较富裕的家庭收到了红卡ꎬ 这使他们在购买糖、 食用油、 大 米和茶叶时只能获得部分补贴 (Ａｄａｍｓꎬ ２０００ꎻ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ꎻ Ｇｕｔｎｅｒꎬ ２００２)ꎮ “绿色配给卡” 的持卡人也有资格以较低的补贴率获得这四种食物的 额外配额ꎮ 这种双重体系一直持续到了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的食物、 燃料和金融 危机ꎮ ３ 年之后ꎬ 巴拉迪面包补贴也进行了改革ꎬ 但很少被公开宣传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巴拉迪面包的价格从 １ 埃及比索涨到了 ２ 埃及比索 (０􀆰 ０２ 埃及镑)ꎬ １９８９ 年又涨到 ５ 埃及比索 ( ０􀆰 ０５ 埃及镑) ( Ａｌ － 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 － 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ꎮ 政府分两次减小了规定的面包尺寸ꎬ 从 １６８ｇ 减小到 １９８４ 年的 １６０ｇꎬ １９９１ 年又减小到了 １３０ｇꎬ 直到现在仍然适用 １９９１ 年设定的面包尺寸ꎮ 自 １９８９ 年以来ꎬ 巴拉迪面包的价格也一直固定不变ꎬ 这导致公共预算负担日益 加重ꎮ 扣除物价因素ꎬ 巴拉迪面包的价格在 １９８９—２０１１ 年下降了 ５９％ (把 面包尺寸的减小计算在内)ꎮ 􀅰２４􀅰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因此ꎬ 我们在这之后把这个计划称为 “面包面粉计划”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３􀆰 ２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的成本 资料来源: 基于 ＭＯＦ (２０１４) 数据作者发言ꎻ 埃及央行 (２０１４)ꎻ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ꎮ 注: ＥＧＰ ＝埃及镑ꎻ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ꎮ 所列出的年份均为埃及的财政年度ꎮ 埃及的财政年度从 ７ 月 １ 日开始ꎬ ６ 月 ３０ 日结束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对食物补贴制度的其他改革包括: 逐步减少配给卡计划的受益人数ꎬ 取消自动将新生儿纳入家庭配给卡计 划ꎬ 并将死亡或移居国外的人移出该计划ꎻ 逐步降低补贴食物的配额和配 给卡计划的补贴率ꎻ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逐步取消对菲诺面包及菲诺面粉、 鸡 肉、 其他肉类、 鱼类和茶叶的补贴ꎻ １９９６ 年取消对沙米面包及沙米面粉的 补贴 (Ａｄａｍｓꎬ ２０００ꎻ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ꎻ Ｇｕｔｎｅｒꎬ ２００２ꎻ Ｔｒｅｇｏꎬ ２０１１)ꎮ 从 财政方面来看ꎬ 缓慢改革的过程是成功的ꎮ 食物补贴的成本从 １９８０ 年占 政府总支出的 １５％左右下降到了 ２０００ 年的 ６％ꎬ 并且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 动乱ꎬ 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国家严格管控 (Ｔｒｅｇｏꎬ ２０１１)ꎮ 此外ꎬ 整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能量供过于求的速度也大大降低了 (图 ３􀆰 １)ꎬ 这可能是因为 抑制了对食物的浪费 (考虑到可供人类消费的能量远远超出了报告显示的 能量消耗量)ꎮ 在 ２１ 世纪初ꎬ 政府越来越注重通过更好的目标机制来提高效率ꎬ 减少 供应链上出现的粮食流失和损耗ꎬ 从而更好地控制财政成本 (ＷＦＰꎬ ２００８)ꎮ 巴拉迪面包面粉计划成本的飞速增长引发了人们对其改革的关注ꎮ Ａｌ － 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 (２０１０) 以及 Ｃｏｅｌｌｉ (２０１０) 认为优化巴拉迪面包面粉 补贴有很大潜力可以去促进小麦的贸易和储存ꎬ 利用磨坊和面包店的规模经 􀅰３４􀅰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济ꎬ 优化居民区的贫困人口的地域定位ꎬ 并将面包补贴转移到供应链末端ꎬ 从而消除面粉流失到黑市的诱因ꎮ 尽管政府设法将巴拉迪面包连锁店的面粉流失比从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１％ 降低到了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１％ (Ａｌ－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ꎬ 然而该计 划的成本在 ２１ 世纪初还是上涨了ꎬ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的食物、 燃料、 金融危机时期ꎬ 价格上涨部分是由进口小麦的高价格导致的 (图 ３􀆰 ２)ꎮ 政 府逐步取消了全国巴拉迪面粉补贴政策ꎬ 尽管一些省设法继续实行这种补 贴ꎮ 为提高配给卡计划的效率ꎬ 政府考虑推行代理测试ꎬ 以审核和评估配给 卡持有人的资格ꎬ 这种测试预期能够降低行政管理成本ꎮ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ꎬ 电子智能卡逐渐取代了现有的纸质配给卡 ( Ａｌ － 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 － 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ꎮ 然而ꎬ 政府没能提高配给卡补贴计划的成本效益ꎮ 食用油的流失率 实际上从 ２７％上升到了 ３１％ꎬ 食糖的流失率从 １９％上升到了 ２０％ꎬ 大米的流 失率在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停滞在了 １１％ (Ａｌ －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 － 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ꎮ 据我们所知ꎬ 代理测试从未真正实施过ꎬ 至少还没有取消那 些不符合资格家庭的配给卡ꎮ 在最近的危机中ꎬ 因为埃及的经济形势和此类改革的政治敏感度ꎬ 食物 补贴制度改革是相当困难的ꎬ 因此社会急需的结构性改革搁浅了ꎮ 政府反而 经常使用食物 (以及燃料) 补贴来减轻居民福利的负面影响ꎬ 平息国内动 荡ꎮ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的食物、 燃料和金融危机时期ꎬ 以及 ２０１１ 年和 之后的政治动乱期间 ( Ｂｒｅｉｓｉｎｇｅｒꎬ Ｅｃｋｅｒ 和 Ａｌ － Ｒｉｆｆａｉꎬ ２０１１ꎻ Ｂｕｓｈꎬ ２０１０ 年)ꎮ ２１ 世纪头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税收收入ꎬ 使埃及政府 在公共支出方面较为宽松ꎮ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 政府已逐步取消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和 ９０ 年代针对配给卡计划所进行的成功财政改革ꎮ 在埃及镑贬值后ꎬ 通 货膨胀加剧ꎬ 引发了暴力骚乱ꎬ 这促使政府在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中旬提高了大米、 糖和食用油的配额ꎬ 并在几天后降低了补贴价格ꎮ 此外ꎬ 通过增加通心粉、 豆类、 小扁豆和酥油作为配给内容ꎬ 配给卡计划得到了扩大ꎮ 然而ꎬ 在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ꎬ 这些增加项目就又被从配给卡上删除了 (Ａｌ－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ꎮ 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开始ꎬ 政府扩大了配给卡计划的覆盖范围ꎬ 将弱势家庭 也囊括在内ꎻ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ꎬ 配给卡计划向所有从全国社会保险计划中受益的 家庭开放ꎻ １９８８—２００５ 年出生及居住在拥有配给卡家庭的孩子ꎬ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也加入了配给卡计划ꎻ ２００９ 年ꎬ 配给卡计划也逐步向一些特定的家庭开 放ꎬ 包括有抚养责任的单身妇女、 领取养老金的老人、 临时 (低收入) 工人 􀅰４４􀅰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及失业者 (Ａｌ－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ꎻ Ｈａｎｎｕｓｃｈꎬ ２００８)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双重配给卡制度逐步被取消ꎬ 所有之前非全额补贴配给卡 持有者均可以获得全额补贴配给卡ꎮ 此外ꎬ 额外配额的补贴价格ꎬ 为与常规 配额价格相匹配也分别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分 ３ 次进 行了下调ꎮ 由于配给制度的扩大ꎬ 配给卡计划的成本激增ꎬ 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超过了 １５０ 亿埃及镑ꎮ 继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２ 年之后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的配给卡计划的 成本第一次超过了巴拉迪面包面粉计划ꎬ 而巴拉迪面包面粉计划在 ２１ 世纪 初的后半段是食物补贴的重头戏ꎬ 其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占的比重最高达到了 ９３％ (图 ３􀆰 ３)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政府大量发行新的家庭配给卡ꎬ 大幅度扩大了配给卡的覆盖范 围ꎮ 受益家庭增加了近 ５００ 万户 (占比 ４１􀆰 ４％)ꎬ 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的 １ １９０ 万 户增加到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的 １ ６９０ 万户 (ＭＳＳꎬ ２０１０ꎻ ＭＳＩＴꎬ ２０１４)ꎮ 但同 时ꎬ 虽然程度很小ꎬ 政府也减少了现有受益家庭中登记受益人的数量 (可能 是通过从配给卡中删除一些家庭的 “幽灵” 成员)ꎮ 总体上受益人的总数增 加了近 ２９０ 万人ꎬ 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的 ６ ３４０ 万人增加到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的 ６ ６３０ 万人 (ＭＳＳꎬ ２０１０ꎻ ＭＳＩＴꎬ ２０１４)ꎮ 这样ꎬ ２０１１ 年受益人的总数就增 加了 ４􀆰 ６％ꎬ 这实际上要低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ꎮ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ꎬ 受益人的人数以年均 ８􀆰 ２％的速度在增长ꎮ 然而ꎬ 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ꎬ 家 庭配给卡的数量每年只增长了 ２􀆰 ４％ (ＭＳＳꎬ ２０１０ꎻ ＭＳＩＴꎬ ２０１４)ꎮ 这意味 着ꎬ 在这段时期ꎬ 现有受益人家庭的配给卡计划所囊括人数的增长 (包括新 增的家庭成员) 比新的受益家庭数量增长更快ꎮ ２０１１ 年配给卡计划增加的 覆盖范围并没有 (完全) 反映在我们 ２０１１ 年的 ＨＩＥＣＳ 数据中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ꎬ 因为大部分增长都发生在调查数据收集期之后ꎮ 因此ꎬ 下一 章的经济计量分析只反映了该计划扩张前的情况ꎮ 最近的埃及食物补贴制度改革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最近一次革命结束后———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通过新宪法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总统 Ａｂｄｅｌ Ｆａｔｔａｈ Ｅｌ－Ｓｉｓｉ 的选举为标志ꎬ 埃及的食物补贴制度经历了根本性变化ꎬ 并且公布了进一步的重要修订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部长法令颁布了食物补贴制度 􀅰５４􀅰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改革ꎬ 包括五项主要变革①ꎮ 图 ３􀆰 ３　 面包面粉补贴计划和配给卡计划的费用 资料来源: 作者的陈述以 ＣＡＰＭＡＳ 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 (２０１３) 的数据为基础ꎮ 注: ＥＧＰ ＝埃及镑ꎮ 列出的年度是埃及财政年度ꎮ 埃及的财政年度从 ７ 月 １ 日开始ꎬ 到 ６ 月 ３０ 日结束ꎮ 第一ꎬ 新的补贴制度通过电子智能卡管理ꎬ 每户一个ꎮ 必须通过智能卡 获取所有补贴商品ꎬ 包括巴拉迪面包在内ꎮ 如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初所宣布的ꎬ 从 纸质配给卡到智能卡的转换预计将很快完成ꎮ 新智能卡的成本为 ２ 埃及镑ꎬ 其中一半必须由受益家庭支付ꎮ 第二ꎬ 基于配额的配给卡计划被淘汰ꎬ 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凭证的计划ꎮ 每个受益家庭每月在智能卡上收到现金分配ꎬ 可以兑换任何 (预包装) 数量 的补贴商品ꎮ 与旧的配给卡计划相比ꎬ 这使受益人能够更好地使福利与他们 的需求保持一致ꎬ 每个家庭都获得了一些补贴食物 (食用油、 糖、 大米和红 茶) 的固定配额ꎮ 尽管如此ꎬ 每户的分配金额取决于已登记的家庭成员的数 量ꎬ 与先前授予的配额相似ꎮ 每个注册人的每月分配金额为 １５ ＥＧＰ 埃及镑ꎬ 另外在斋月ꎬ 每个注册人分配金额为 ７ ＥＧＰ 埃及镑ꎮ 未使用的金额不能结转 到下个月ꎮ 第三ꎬ 补贴商品数量大幅增加ꎬ 受益份额也大幅增加ꎮ 自新补贴制度出 台以来ꎬ 补贴商品的具体选择已经发生了两次变化ꎮ 许多目前补贴的食物已 􀅰６４􀅰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ＭＳＩＴ 在其网站或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页面上宣布食物补贴制度的修订 (这是本小节内容的主要来源)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经包含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及之后) 的扩大配给卡计划中ꎮ 然而ꎬ 财政不 能继续负担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除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之前的补贴制度下的糖、 (几种) 食用油和米①以外ꎬ 补贴食物包括面食、 面粉、 豆类、 扁豆、 奶类、 各种白奶酪、 冷冻牛肉、 鸡肉和鱼类ꎮ 它还包括非食品必需品ꎬ 如肥皂、 洗 衣机洗涤剂和清洁剂ꎮ 其中一些商品以不同的包装尺寸提供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底ꎬ ＭＳＩＴ 表示打算将补贴商品数量增加到 １００ 个ꎮ 在购买补贴商品时ꎬ 除了从智能卡中扣除的金额外ꎬ 受益人还需要自掏 腰包支付小额现金ꎮ 受益人自付的现金不超过智能卡中扣减金额的 １０％ꎬ 大 多数商品不超过扣除额的 ５％ꎮ 补贴商品的价格 (包括从配给卡中扣除金额 和受益人支付的金额) 仍然固定在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水平ꎬ 但 ＭＳＩＴ 认为 必要时ꎬ 会进行修改ꎮ 传统补贴食物的价格大幅上涨ꎬ 尽管水平仍很低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实施新制度时ꎬ 每千克补贴糖的价格 (包括从配给卡中扣除金额 和受益人支付的金额) 从 １􀆰 ２５ 埃及镑增加到 ４􀆰 ４０ 埃及镑ꎬ 增长了 ２５２％ꎻ 补贴食用油ꎬ 从 ３ 埃及镑到 ７􀆰 ３５ 埃及镑ꎬ 增长了 １４５％ꎻ 补贴大米从 １􀆰 ５ 埃 及镑到 ２􀆰 ４ 埃及镑ꎬ 增长了 ６０％ꎻ 补贴红茶ꎬ 从 １３ 埃及镑到 １５ 埃及镑 (最 大包装尺寸)ꎬ 增长了 １５％ꎮ 因此ꎬ 对于一个普通月份有 ４ 个或更少注册成 员的家庭ꎬ 每个注册人的补贴金额下降了 １０􀆰 ９ 埃及镑 (从 ２５􀆰 ９ 埃及镑到 １５ 埃及镑)②ꎮ 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ꎬ 这一变化估计会使每个受益人的配给卡 计划的年度成本降低 １２３􀆰 ９ 埃及镑 (１７􀆰 ３５ 美元)ꎬ 降低约 ４０％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补贴价格进一步上涨ꎮ 第四ꎬ 巴拉迪面包补贴不再全面普及ꎬ 面包购买不再是不受限制的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ＭＳＩＴ 宣布必须在智能卡上购买巴拉迪面包 (或者在智能卡推 出完成之前临时使用特定的面包配送卡)ꎮ 因此ꎬ 它限制了智能卡持有者的 使用ꎬ 从而结束了推出 ７３ 年的全面普及的面包补贴时代ꎮ 对于每个登记的 家庭成员ꎬ 受益家庭每月可获得 １５０ 个面包的配额ꎮ 每日购买限制为每个注 册人最多 ４０ 个面包 (每次购买最少 ５ 个面包)ꎮ 智能卡上未使用的 “面包 点” 可以在下个月的前 １０ 天内用于购买其他补贴商品ꎮ 奥特莱斯商店售卖 的巴拉迪面包价格固定为每个面包 ０􀆰 ０５ 埃及镑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起ꎬ 面包点 也可用于购买菲奴面包ꎬ 菲奴面包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曾经是补贴 系统的一部分 (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被废除)ꎮ 菲奴面包每包 ５ 个的售价 􀅰７４􀅰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① ② 见附录中的表 Ａ􀆰 ９ꎮ 改革前每个登记人的补贴金额是根据旧制度下的配额计算的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为 ０􀆰 ２５ 埃及镑 (相当于巴拉迪面包的价格)ꎮ 每月 １５０ 个面包的全部面包配 额可根据需要在巴拉迪和菲奴面包之间分配ꎮ 在埃及农村的一些地方ꎬ 面包 点也可用于购买巴拉迪面包粉在家烘焙面包ꎬ 每月面粉配额限制为每位注册 人最多 １０ｋｇꎮ 第五ꎬ 正如 Ａｌ－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 (２０１０) 还有其他人提出的建议将 面包补贴转移到生产链的末端以减少漏洞ꎮ 具体而言ꎬ 面包店的固定面粉价 格被取消ꎬ 面包店的面粉采购配额被取消ꎬ 以便面包师可以以市场价格购买 任何数量的面粉ꎮ 国家承担巴拉迪面包的生产成本ꎬ 并每天将商定的成本价 格加上每个售出面包的利润转账到面包店的银行账户ꎮ 有关巴拉迪面包生产 的现有规定仍然适用 (例如ꎬ 每个面包 １３０ｇꎬ 一袋 １００ｋｇ 的面粉的可以做 １ １６０ 个面包)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有关菲奴面包生产的具体规定尚未公布ꎮ 因此ꎬ 食物补贴制度的这些根本性变化意味着单独的面包面粉计划和食 物配给计划的双重补贴制度的终结ꎬ 标志着食物补贴制度向着更好的政府控 制手段和更灵活的凭证制度转变ꎮ 随着新系统的引入ꎬ 政府增加了受益人口ꎬ 可能还会接纳从巴拉迪面包 计划中受益但被排除在配给卡计划之外的家庭ꎬ 例如许多贫困家庭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底ꎬ 活动配给卡的总数达到 １ ８２０ 万张ꎬ 比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的卡数 增加了 ７􀆰 ７％ꎮ 电子系统还允许政府通过取消智能卡排除不符合条件的家庭ꎬ 删除 “幽灵” 家庭成员或非婚生受益人ꎬ 并增加新登记的新生儿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受益人口总数达到 ７ ０００ 万ꎬ 占总人口的 ８０％ꎬ 其中包括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新登记的 ６００ 万儿童ꎮ 最近ꎬ 政府正在努力减少受益人数ꎮ 例如ꎬ 在受欢 迎的埃及演员的支持下ꎬ ＭＳＩＴ 开展了一项活动ꎬ 鼓励收入足够高的家庭不 要依靠补贴食物ꎬ 自愿归还卡片ꎮ ＭＳＩＴ 还开展了提高认识活动ꎬ 向人们宣 传新系统的使用方式ꎬ 预期目的和相关人员的权利ꎮ 这项改革是在本研究所用的 ＨＩＥＣＳ 数据收集之后实施的ꎮ 虽然下一章 的实证分析反映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改革前的情况ꎬ 但其调查结果确实提供 了重要的见解和经验教训ꎬ 可能有助于埃及和其他国家未来制定粮食援助 政策ꎮ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的特点 (研究中) 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之前ꎬ 埃及的食物补贴是通过两个单独的计划发布 􀅰８４􀅰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的———巴拉迪面包面粉计划以及食物配给计划①ꎮ 巴拉迪面包面粉补贴是一 种普遍的补贴ꎬ 所以原则上每个人都能受益 (无数量限制)ꎮ 巴拉迪面包可 供特定面包店的所有消费者使用ꎬ 每个面包 ０􀆰 ０５ 埃及镑ꎮ 它按照先到先得 的原则分发ꎬ 并且没有关于每人巴拉迪面包最大限量的规定ꎮ 然而ꎬ 巴拉迪 面包店的地理位置在较贫穷的街区集中度较高ꎬ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自 我瞄准机制的作用ꎮ 此外ꎬ 通常在商店排长队ꎬ 以及面包的味道和质地较 差ꎬ 可能会使一些家庭放弃经常食用巴拉迪面包ꎬ 例如ꎬ 一些收入高、 时间 有限的人ꎮ 由于保证偏远地区居民巴拉迪面包房和商店的高空间覆盖率需要高昂的 成本ꎬ 政府还补贴面粉使其可以在家烘焙巴拉迪面包ꎮ 主要是所有消费者可 以没有限制地直接从仓库购买补贴的巴拉迪面包粉ꎬ 通常是 ２５ｋｇ 的袋装规 格 (价格为每千克 ０􀆰 ５５ 埃及镑)ꎮ 除了四个大都市 (开罗、 亚历山大、 塞得 港和苏伊士) 之外ꎬ 巴拉迪面包粉的消费者仓库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才 在所有省份打开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ꎮ 然后政府开始逐步关闭部分地区的消费者仓库ꎬ 这些地区的巴拉迪面包 房和商店的覆盖率很高ꎬ 因此在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收集时ꎬ 只有上埃及地 区的一些省份的家庭消费了补贴的巴拉迪面包粉ꎮ 与巴拉迪面包面粉补贴不同ꎬ 配给卡计划的食物补贴仅限于拥有有效配 给卡的家庭ꎮ 每个受益家庭都获得了定量配额的大量补贴食物ꎬ 这些配额是 根据在卡上登记的家庭成员的数量确定的ꎮ 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到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配给卡持有人有资格以极低的价格购买高价的特定大米、 糖、 食用油和红茶 (见下文)ꎮ 食物补贴制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控制主要主食——— (巴拉迪) 面包的价 格来确保所有埃及人的基本饮食的可负担性ꎬ 并通过控制大米、 糖和食用油 等关键基本食物的价格来帮助贫困人口ꎬ 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ꎮ 如上所 述ꎬ 食物补贴制度被认为具有很大的减轻贫困效应ꎮ 然而ꎬ 食物补贴制度长 􀅰９４􀅰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①面包面粉计划过去包括几种不同类型的面包ꎬ 包括巴拉迪、 塔布卡、 菲奴和萨米面包ꎮ 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收集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时ꎬ 塔布卡面包的生产被半补贴ꎮ 然而ꎬ 塔布卡面包约占补贴面包年度总产量的 １５％ (ＥＣＥＳꎬ ２０１０)ꎮ 塔布卡面包的生产主要通过补贴塔布 卡面包店的能源成本和向面包店提供半补贴的塔布卡面粉来实现ꎮ 因此ꎬ 每个塔布卡面包的补贴金 额远低于巴拉迪面包ꎮ 塔布卡面包在自由市场上出售ꎬ 价格为 ０􀆰 １０ 埃及镑ꎬ 一个小面包 ８５ｇ (Ｍａｎ￣ ｓｏｕｒꎬ ２０１２)ꎬ 也就是巴拉迪面包价格的 ２ 倍多ꎮ 由于塔布卡面包供应相对较少ꎬ 通过自由市场分销ꎬ 而塔布卡面包生产的补贴率相对较低ꎬ 本研究省略了塔布卡面包补贴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期以来因其效率低下而受到严厉批评 (例如ꎬ Ａｈｍｅｄ 等ꎬ ２００１ꎻ Ａｈｍｅｄ 和 Ｂｏｕｉｓꎬ ２００２ꎻ Ａｌｄｅｒｍａｎꎬ ｖｏｎ Ｂｒａｕｎ 和 Ｓａｋｒꎬ １９８２ꎻ Ａｌｄｅｒｍａｎ 和 ｖｏｎ Ｂｒａｕｎꎬ １９８４ꎻ Ａｌ－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ꎻ Ｌｏｆｇｒｅｎ 和 Ｅｌ－Ｓａｉｄꎬ ２００１ꎻ Ｋｅｎｎｅｄｙ 和 Ａｌｄｅｒｍａｎꎬ １９８７)ꎮ 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ꎬ 巴拉迪面包面粉计划的主要问题是极大 偏离了预期用途ꎬ 包括整个供应链 (储存、 运输、 加工和销售) 和家庭内 的浪费 (使用面包作为动物或鱼饲料ꎬ 在黑市上卖面粉和面包) (Ｃｏｅｌｌｉꎬ ２０１０ꎻ ＥＣＥＳꎬ ２０１０ꎻ Ａｌ－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ꎮ 食物配给计划的 主要问题是对目标人群的针对性不强 ( Ｇｈｏｎｅｉｍꎬ ２０１３ꎻ Ａｌ－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ꎮ 根据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ꎬ Ａｌ － 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 － Ｌａｉｔｈｙ (２０１０) 估计ꎬ 通过消除漏洞和缩小覆盖范围ꎬ 可以节省多达 ７３％的食物 补贴成本ꎮ 埃及补贴制度的覆盖面确实很广ꎮ 我们的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表明ꎬ 在 １５ 天的召回期内ꎬ ８４􀆰 １％的埃及家庭 消费巴拉迪面包、 面粉或两者兼有ꎬ 而 ７５􀆰 ０％的人仅购买巴拉迪面包ꎬ ３􀆰 ７％仅购买巴拉迪面粉ꎬ ５􀆰 ５％的人购买了巴拉迪面包和面粉①ꎮ 在贫困 家庭中ꎬ ９０􀆰 ４％的人消费巴拉迪面包或巴拉迪面粉或两者兼而有之ꎬ 而非 贫困家庭的这一比例为 ８２􀆰 ７％ꎮ 因此ꎬ 自我瞄准机制的有效性似乎相当 低ꎬ 甚至该计划似乎排除了一些贫困人口ꎬ 因为 ９􀆰 ７％的穷人似乎无法获 得面包或面粉补贴ꎮ 根据我们 ２０１１ 年的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ꎬ ６８􀆰 ４％的家庭拥有配给卡ꎬ 几乎所有家庭 (９８􀆰 １％)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６ 月的 １５ 天召回期内还购买了补贴油、 糖、 大米或茶叶ꎮ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估算的覆盖率与官方消息来源的覆盖率一致ꎬ 根据该覆盖 率ꎬ ２０１０ 年年底有 １ １９０ 万个家庭 (估计占所有家庭的 ６６􀆰 ７％) 拥有配给 卡②ꎮ 配给卡的数量在 ２０１１ 年大幅增加ꎬ １１ 月达到 １ ６９０ 万ꎮ 此外ꎬ 根据 我们 ２０１１ 年的 ＨＩＥＣＳ 数据ꎬ １２􀆰 ７％没有配给卡的家庭可能消费了在黑市 上售卖的补贴大米、 糖、 食用油或红茶ꎮ 􀅰０５􀅰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 ② 埃及中央公共动员和统计局 (ＣＡＰＭＡＳ) 授权我们获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的 １１ ８０２ 个家庭 的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ꎮ 它们占样本总量的 ４８􀆰 ７％ (２４ ２２４ 个家庭)ꎬ 均在 ２０１１ 年上半 年进行了调查ꎬ 被 ＣＡＰＭＡＳ 埃及中央公共动员和统计局认为具有代表性 (在现有水平)ꎮ 尽管如此ꎬ 本报告中提出的 (与营养无关) 估计值可能略微偏离咨询全部样本的官方报告中的估计值ꎮ ６６􀆰 ７％的百 分 比 覆 盖 率 是 根 据 ＭＳＳ ( ２０１０ ) 报 告 的 配 给 卡 数 量 ( ２０１０ 年 中 期 为 １ １９３􀆰 ２ 万)ꎬ ＣＡＰＭＡＳ 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 (２０１４) 报告的总人口估计数 (２０１０ 年年底为 ７ ９６１􀆰 ８ 万)ꎬ 此外平均家庭规模来自我们的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４􀆰 ４５２ 人)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表 ３􀆰 ４　 埃及按照收入五分相和贫困状况发放粮食配给卡 收入五分相 贫困状况 五分相 １ (最贫穷) 五分相 ２ 五分相 ３ 五分相 ４ 五分相 ５ (最富有) 贫穷 非贫穷 总数 持有配给卡的家庭比例 (％) 总数 ７２􀆰 ２ ７１􀆰 ７ ６７􀆰 ７ ６７􀆰 ９ ６２􀆰 ４ ７９􀆰 ６ ６５􀆰 ８ ６８􀆰 ４ 城市 ６１􀆰 ７ ６０􀆰 ３ ６１􀆰 ４ ６２􀆰 ５ ５４􀆰 ２ ７２􀆰 ２ ５８􀆰 ４ ５９􀆰 ９ 农村 ７５􀆰 １ ７７􀆰 １ ７５􀆰 ０ ７４􀆰 ６ ７６􀆰 ４ ８２􀆰 ６ ７３􀆰 ４ ７５􀆰 ７ 计入家庭配给卡持卡比例中的注册家庭成员数 (％) 总数 ９０􀆰 ４ １０１􀆰 ２ １１４􀆰 ２ １２７􀆰 ４ １６６􀆰 ９ ９８􀆰 ８ １２４􀆰 ４ １１９􀆰 ０ 城市 ９３􀆰 ８ １１２􀆰 ４ １１８􀆰 ２ １４４􀆰 ３ １８１􀆰 ９ ９９􀆰 ３ １３４􀆰 ２ １２９􀆰 ６ 农村 ８９􀆰 ０ ９５􀆰 ６ １０６􀆰 ７ １１７􀆰 ３ １４９􀆰 ５ ９８􀆰 ６ １１６􀆰 ４ １１１􀆰 ７ 　 　 资料来源: 作者的计算基于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ꎮ 由于大量的补贴分配不当ꎬ 持有配给卡的城市富裕家庭成了主要受益家 庭 (表 ３􀆰 ４)ꎮ 根据 ＨＩＥＣＳ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ꎬ ２０􀆰 ４％的贫困家庭因没有配给卡 无法从补贴计划中受益ꎮ 与之相比ꎬ 有 ６５􀆰 ８％的非贫困家庭拥有配给卡ꎮ 当 然ꎬ 整体来看ꎬ 获得配给卡的较贫困的 １ / ５ 人口比例比最富裕的 １ / ５ 人口 高ꎬ 农村比城市比例高ꎮ 但是拥有配给卡的富裕家庭和城市家庭可以获得更 多的人均补贴食品ꎬ 因为他们在配给卡上注册了更多的家庭成员 (因为配额 是根据注册人数分配的)ꎮ 事实上ꎬ 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 的 １ / ５ 人口中ꎬ 家庭配给卡登记的家庭成员多于实际住家家庭成员ꎮ 高收入 家庭的非婚生率更高ꎮ 因此ꎬ 处于最高收入 １ / ５ 的城市家庭有资格获得食物 配给 (按全额补贴率)ꎬ 且平均总量超过实际合法配额的 １８０％ꎮ 相反ꎬ 处于 最低收入 １ / ５ 的城市家庭成员和处于最低收入 １ / ５ 的农村家庭成员并未全部 登记ꎮ 这种不当分配主要是由于缺乏监督和资格标准核实导致的ꎬ 比如会有 如下情况ꎬ 有些已经离开父母的年轻人以及已亡人员ꎮ 另外ꎬ 有些家庭也可 能故意重复登记家庭成员ꎮ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对于膳食促进和营养改善的意义 配给卡计划自 １９４５ 年推出以来一直补贴的高价食物包括糖、 食用油以 及 (巴拉迪) 面包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农村地区的白米和面包粉一直有 补贴ꎬ 都属于高碳水化合物食物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之前ꎬ 埃及对于富含微量元素 􀅰１５􀅰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的食物补贴很少ꎬ 除了 ７０ 年代对于豆类、 肉类和鱼类的补贴ꎬ 再之后对于 豆类补贴是偶尔才有ꎮ 富含维生素的蔬菜和水果从未得到补贴ꎮ 因此ꎬ 有人 认为 (旧的) 食物补贴制度激发了受益人过度消费高能量以及缺乏微量营养 素的非健康食物ꎬ 引发了现在普遍可见的超重 /肥胖、 微量元素缺乏和相关 非传染性疾病ꎮ 微量元素缺乏和儿童喂养不足是导致儿童发育迟缓的主要原 因 (Ｂｒａｎｃａ 和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２００２ꎻ Ｒｉｖｅｒａ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Ｗａｌｋｅｒ 等ꎬ ２００７)ꎬ 另外食 物补贴制度在 ２０００ 年左右进一步发展ꎬ 这些是造成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高 增长的主要原因ꎮ 所以食物补贴制度可能是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和经济增长 与营养状况不匹配的主要动因ꎮ 食物补贴制度对营养不良的潜在直接影响可 能通过两种相互关联的饮食效应显现ꎮ 两种影响都表现在通过制度干预市场 价格ꎬ 即降低高能量和低微量元素食物 (如面包和面粉、 食用油、 糖和大 米) 的价格ꎮ 第一个影响是巴拉迪面包、 面粉计划以及食物补贴计划刺激了廉价、 高 能量食物的过度消费ꎬ 使超重 /肥胖的成本变低ꎮ 自 １９８９ 年以来ꎬ 巴拉迪面 包的固定售价为 ０􀆰 ０５ 埃及镑ꎮ 但事实上巴拉迪面包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出 现了大幅下降ꎮ ２０１１ 年巴拉迪面包售价相比 １９８９ 年的售价降低了 ２０％ (１９９０ 年面包重量从 １６０ｇ 减少到 １３０ｇ)ꎮ 尽管巴拉迪面包在 １９９０ 年的价格 为 ３􀆰 ２ 美分 /个ꎬ 但 ２０１１ 年每个面包价格仅为 ０􀆰 ８ 美分ꎮ 因此配给卡上的食 物也得到了很高的补贴ꎮ 基于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的数据 (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的估计表明ꎬ 平均补贴金额占自由市场价格的 ５７％~ ７７％ꎬ 其中糖的 补贴率最高ꎮ 表 ３􀆰 ５　 埃及配给卡计划补贴食物的月度配额和价格 食用油 糖 红茶 大米 单个登记人的配额量 (ｋｇ) ０􀆰 ５０ １􀆰 ００ ０􀆰 ０５ ｎ􀆰 ａ 单个登记人的额外配额量 (ｋｇ)ꎬ 最多限 ４ 人 １􀆰 ００ １􀆰 ００ ｎ􀆰 ａ ２􀆰 ００ 补贴价格 (ＥＧＰ / ｋｇ) ３􀆰 ００ １􀆰 ２５ １３􀆰 ００ １􀆰 ５０ 平均市场价格 (ＥＧＰ / ｋｇ) ８􀆰 ００ ５􀆰 ５０ ３１􀆰 ２５ ３􀆰 ５０ 平均补贴率 (％) ６２􀆰 ５ ７７􀆰 ３ ５８􀆰 ４ ５７􀆰 １ 　 　 资料来源: 作者的数据来自 ＭＳＳ (２０１２)、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ꎮ 注: ＥＧＰ ＝埃及镑ꎻ ｎ􀆰 ａ ＝不适用ꎮ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ꎬ 与建议的健康饮食相比ꎬ 补贴食物的配额量过 高ꎮ 例如ꎬ 一个四口之家ꎬ 所有成员都登记领取配发食物ꎬ 那么每月可获得 􀅰２５􀅰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６ｋｇ 食用油、 ８ｋｇ 糖和 ８ｋｇ 大米 (表 ３􀆰 ５) 以及 ３􀆰 １ 条巴拉迪面包 (每人每天 １３０ｇ) (根据官方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全体人口供应生产指南ꎻ ＭＳＩＴꎬ ２０１４ｃ)ꎮ 如 果每个家庭全部使用配额ꎬ 补贴食物会为家庭成员每人每天提供约 １ ９６０ｋｃａｌ 能量ꎮ 如果家庭成员的体力活动水平较低ꎬ 那么该能量供给对于四 口之家已经超过了最低要求 ６􀆰 ４ 个百分点 (如果家庭成员的体力活动水平适 中ꎬ 则供 给 的 能 量 是 最 低 要 求 的 ８７􀆰 ７％)ꎮ 这 些 热 量 中 约 １ ２５０ｋｃａｌ (６８􀆰 １％) 来自补贴的谷物 (巴拉迪面包和大米)ꎬ 约 ４４０ｋｃａｌ (２４􀆰 １％) 来 自食用油 (当然ꎬ 用于煎炸时可能不会全部摄入)ꎬ 约 ２６０ｋｃａｌ (占 １３􀆰 ４５％) 来自糖 (包括其他含糖产品ꎬ 如软饮料、 糖果、 蜂蜜和干果)ꎮ 所以廉价的 高能量食物会刺激过度消费从而导致体重增加ꎬ 这一点在下一小节会进行详 细说明ꎮ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还表明ꎬ 补贴食物数量达到甚至超过配给卡计划中 绝大多数受益家庭的所需数量ꎮ 只有 ７􀆰 ７％享受食用油补贴的家庭需从自由 市场上额外购买食用油ꎮ 对于糖和大米ꎬ 分别为 ９􀆰 ６％和 ２２􀆰 ６％获得补贴的 家庭需在自由市场上额外购买ꎮ 尽管有 ２７􀆰 ７％的受益家庭并非所有成员都在 配给卡上注册ꎬ 而且还有人认为补贴产品的质量相比自由市场上的同类品较 差ꎬ 事实情况也是如此ꎮ 第二个影响反映在消费者对于食物的偏好ꎬ 并且这主要是基于相对价格 和相应替代食品的价格变化ꎮ 相比于能提供人体必需微量元素的多样化饮 食ꎬ 埃及的旧食物补贴制度只补贴高能量和微量元素匮乏的食物ꎬ 降低了饮 食品种单一和饮食不均衡的成本ꎮ 由于补贴食品的价格固定ꎬ 自由市场食物 的价格会迅速增加ꎬ 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ꎬ 因此实际收入的损失促使家庭 转向高热量和缺乏微量元素的食品消费ꎮ 由于自由市场的食品价格居高不 下ꎬ 家庭通常选择保持不均衡饮食ꎬ 这也增加了微量元素匮乏的风险ꎮ 潜在 的消费者行为将在下一小节中解释ꎮ 微量元素丰富和微量元素匮乏的饮食之间持续存在的巨大成本差异可能 导致消费者饮食偏好的永久性变化ꎮ 与缺乏膳食热量不同ꎬ 微量营养素缺乏 不会产生饥饿感ꎬ 轻度缺乏时无明显症状ꎬ 因此个体或家庭成员通常无法检 测到微量营养素缺乏ꎮ 随着收入的增加ꎬ 家庭可能只将额外支出的一小部分 用于改善饮食多样化ꎬ 但绝大部分可能用于消费营养价值低却能获得较高满 足感的食物ꎬ 如快餐和软饮料 (或满足非食物需要)ꎮ 对于埃及有孩子的家 庭的食物消费模式在最后一小节中有所探讨ꎮ Ａｓｆａｗ (２００７ｂ) 研究发现ꎬ 在埃及ꎬ 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母亲的超重比率 􀅰３５􀅰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比微量营养素不缺乏的母亲高 ８０􀆰 ８％ (保持所有其他变量不变)ꎮ 此外ꎬ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８ 年 ＤＨＳ 的儿童喂养实践数据表明ꎬ 许多年幼的埃及儿童饮食 营养 不 良 且 在 不 断 恶 化 ( ＭＯＨꎬ Ｅｌ － 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 和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ꎮ ２００８ 年ꎬ ６~２３ 个月的年龄群体中只有 ４０􀆰 ６％为非母乳喂养儿童ꎻ 母乳 喂养中的 ２７􀆰 ８％的儿童在受访前的 ２４ｈ 内进食过富含维生素 Ａ 的水果和蔬 菜ꎬ 这两个数据在 ２００５ 年分别为 ４８􀆰 ４％和 ３７％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和 Ｗａｙ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０９)ꎮ 相比之下ꎬ ２００８ 年ꎬ ５５􀆰 ８％的非母乳喂养儿童和 ４１􀆰 ６％的母乳喂养 儿童进食含糖食物ꎬ ２００５ 年非母乳喂养和母乳喂养儿童进食含糖食品的比例 分别是 ３９􀆰 ６％和 ２６􀆰 ５％ꎮ 埃及的微量营养素缺乏发病率确实一直处于较高且不断上升的状况ꎮ 例 如ꎬ 在埃及ꎬ 贫血主要由于膳食缺乏铁元素导致 (因为全球范围内导致贫血 症的另一个主要诱因———疟疾在埃及并不是很普遍)ꎬ 该现象在 ２０ 世纪的前 ５０ 年中显著增加ꎮ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制定的国际标准ꎬ 埃及学龄 前儿童反映出的高贫血发病率被视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２００５ 年 ＤＨＳ 的 数据表明ꎬ ３９􀆰 ６％的 ２０~４９ 岁的未孕女性患有贫血症ꎻ 同时有 ４８􀆰 ６％的 ６~ ５９ 个月的儿童患有贫血①ꎮ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对于营养的影响 消费者理论解释了埃及食物补贴制度影响受益者营养的机制ꎮ 这表明ꎬ 食物补贴通过收入和替代效应对两种价格分别产生影响 (Ｔｉｍｍｅｒꎬ Ｆａｌｃｏｎ 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ꎬ １９８３)ꎮ 首先ꎬ 当家庭收入保持不变时ꎬ 补贴食物价格的下降会增 加实际购买力ꎮ 实际收入的增加将导致对大多数商品 (包括食物) 的消费增 加 (吉芬商品除外)ꎮ 其次ꎬ 即使实际收入的增加被实际收入损失所抵消ꎬ 比如受到食物价格冲击ꎬ 相对价格的变化仍会导致消费者调整其商品的构 成ꎬ 以提高对食物的消费量ꎮ 如果这些食物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需求ꎬ 那么 􀅰４５􀅰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①最新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来自 ２００５ 年 ＤＨＳ (ＭＯＨꎬ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 和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ꎮ 有关贫血 患病率ꎬ 请参阅附录中的表 Ａ􀆰 １０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已计算出的未孕女性和儿童患病率的年增长率分别 为 ２􀆰 ４％和 ３􀆰 ７％ꎬ 这些高比例可能会引发对于 ＤＨＳ ２０００ 年和 / 或 ２００５ 年给出的贫血测量准确性的 质疑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价格会相对便宜ꎮ 这意味着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ꎬ 对有食物补贴的国家来 说ꎬ 消费者会增加对于补贴食品的消费 (如果补贴配额允许)ꎮ 家庭消费的 商品组合会受到家庭收入的制约ꎬ 并且这也受到家庭应对食物补贴价格冲击 能力的影响ꎮ 根据消费者理论ꎬ 假定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ꎬ 消费者选择食 物和非食物商品组合ꎬ 以便在预算约束情况下最大化其总消费效能ꎬ 或者使 用最少的支出达到一定的消费效能ꎮ 就食物补贴对家庭饮食的影响而言ꎬ 当家庭经历实际收入损失和补贴食 物与非补贴食物之间的巨大价差时 (如在食品价格危机期间)ꎬ 替代效应尤 其重要ꎮ 具体而言ꎬ 对于正常 (非吉芬) 商品ꎬ 在食物预算份额和价格不变 时ꎬ 食物补贴已经通过降低价格带动了补贴食品消费的增加ꎮ 相对价格变化 产生的 (正) 替代效应强化了因消费成本降低所带来的 (正) 收入效应ꎮ 进一步而言ꎬ 如果现在只是非补贴食物的价格上涨ꎬ 那么它们相比补贴食 物ꎬ 价格甚至变得更贵了ꎮ 因此ꎬ 这会激发消费者选择 (虽然可能不情愿) 相似的补贴食品替代非补贴食物: 例如ꎬ 消费者可能选择用补贴的巴拉迪面 包和大米 (如果补贴配额允许) 替代面食和非补贴类型的大米ꎮ 然而ꎬ 非补 贴食物价格上涨带来的 (负) 收入效应ꎬ 迫使预算受限的消费者将消费转向 一揽子商品ꎬ 这种商品的效用较低ꎮ 理性的消费者会选择新的一揽子商品ꎬ 以最大化总消费效用ꎮ 这样可能会减少或放弃对某些食物的消费ꎮ 消费者通 常会选择减少或放弃相对优质的食物消费ꎬ 如动物性产品ꎮ 对于价格弹性大 的食物ꎬ 消费者会因价格上涨而大幅度减少对此消费ꎮ 他们可以利用实际收 入带来的收益来增加对其他类的更便宜的补贴食物的消费ꎬ 从而产生额外的 替代效应ꎮ 例如ꎬ Ｋａｖｌｅ 等 (２０１５ａ) 认为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下埃及地区儿童含 糖食物消费量的增加可能是由于 ２００６ 年禽流感暴发以及之后的食物能源价 格危机引起的ꎬ 主要使用含糖食物替代肉类和鱼类食品ꎮ 增加食物补贴可以 弥补非补贴食物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收入效应ꎬ 然而不但无法阻止替代效应的 发生ꎬ 反而会将其放大ꎮ Ｒａｍａｄａｎ 和 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１１) 研究发现ꎬ 补贴糖价格 降低 １％ꎬ 食糖消费量会增加 ０􀆰 １２％ꎬ 肉类和鱼类消费量会减少 ０􀆰 ３９％①ꎮ 鉴于消费者理论的这些原则ꎬ 补贴的食物种类以及相对于非补贴食物 的可吸收营养素的含量对于食物补贴的营养效果至关重要ꎮ 如上所述ꎬ 埃 及过去的食物补贴制度所提供的食物都含有高碳水化合物或脂肪ꎬ 缺少或 􀅰５５􀅰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①Ｒａｍａｄａｎ 和 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１１) 使用基于埃及综合家庭调查 (ＥＩＨＳ) 数据的混合需求模型估算ꎬ １９９７ 年糖的配给卡配额少于 ２０１１ 年ꎬ 但价格高于 ２０１１ 年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不含微量营养素ꎬ 这刺激了过度消费廉价能量ꎬ 导致饮食不平衡ꎮ 当然ꎬ 每个家庭的偏好决定了哪些食物将被纳入家庭膳食ꎬ 从而可能在家庭层面 改变食物补贴效应ꎮ 此外ꎬ 食物在家庭内的分配也会影响家庭成员的营养 状况ꎮ 最终ꎬ 每个个体根据生理需求摄入营养素的量决定了个体最终的营养状 况ꎮ 人体营养素是否摄入充分ꎬ 取决于人体 (最) 缺乏的营养素的消费情 况ꎬ 同时过度消费一些宏量营养元素也会对营养和健康造成不利影响ꎮ 例 如ꎬ 儿童 ＨＡＺ 值低的以及发育迟缓通常是由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造成的ꎬ 尤其是锌 (Ｂｒｏｗｎꎬ Ｗｕｅｈｌｅｒ 和 Ｐｅｅｒｓｏｎꎬ ２００１ꎻ ＩＺｉＮＣＧꎬ ２００４)ꎬ 锌主要以较 易吸收的形式存在于肉类、 鱼类、 豆类和一些蔬菜中ꎮ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主要来自廉价的补贴食物) 的过量摄入不仅不能改善儿童的生长ꎬ 还会增 加超重、 肥胖和相关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ꎮ Ａｓｆａｗ (２００６) 通过简单的简化 模型和 １９９７ 年 ＥＩＨＳ 的数据发现ꎬ 如果其他条件仍然保持不变ꎬ 巴拉迪面包 价格下降 １％ꎬ 与之相关的埃及的母亲平均 ＢＭＩ 增加 ０􀆰 １２％ꎮ 补贴糖的价格 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 母亲的 ＢＭＩ 就会相应上升 ０􀆰 １６ 个百分点ꎻ 当水果的价格 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 母亲的 ＢＭＩ 则会相应下降 ０􀆰 １２ 个百分点 (Ａｓｆａｗꎬ ２００６)ꎮ 虽然这些估算所依据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无法对食物补贴与营养结果之间的关 系做出因果解释ꎬ 但这些结果与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一致ꎬ 都表明高体重、 高超重 /肥胖发病率与价格低的高能量食物密切相关 ( Ｂｌｅｉｃｈ 等ꎬ ２００８ꎻ Ｃｈｏｕꎬ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Ｓａｆｆｅｒꎬ ２００４ꎻ Ｄｕｆｆｅｙ 等ꎬ ２０１０)ꎮ 关于食物补贴与营养摄入和营养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在发展中 国家非常有限ꎬ 目前在埃及尚未出现ꎮ 格外引人注目的例外是 Ｊｅｎｓｅｎ 和 Ｍ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１) 的研究ꎬ 他们分析了中国主粮补贴随机计划的影响ꎬ 另外 Ｋｏｃｈａｒ (２００５) 和 Ｔａｒｏｚｚｉ (２００５) 分析了印度食物补贴计划的影响ꎮ 与埃 及不同ꎬ 过度摄入热量在这三项研究的样本人群并不是很大的问题ꎮ 相 反ꎬ 高能量食物的短缺可能是这些研究样本人群在家庭粮食安全方面面临 的共同威胁ꎮ Ｊｅｎｓｅｎ 和 Ｍ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１) 使用他们在 ２００６ 年收集的实验数据对中国两个 省的贫困家庭进行分析ꎬ 发现小麦和大米补贴对能量、 蛋白质、 矿物质和维 生素的摄入无正向统计学显著性影响ꎮ 事实上ꎬ 小麦和大米补贴可能对一些 家庭的营养方面产生了不利影响ꎮ 所有营养成分的弹性估计均为负值ꎬ 尽管 非常小并且无统计意义ꎮ Ｋｏｃｈａｒ (２００５) 研究发现ꎬ 印度公共分配系统 (ＰＤＳ) 提供的小麦和大米补贴对 １９９３ 年和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印度中北部 ＰＤＳ 􀅰６５􀅰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受益的主要省份的农村地区家庭能量消费具有统计意义ꎬ 但是积极影响非常 小ꎬ 估计弹性为 ０􀆰 ０７ꎮ Ｔａｒｏｚｚｉ (２００５) 研究发现ꎬ 根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的健 康调查数据ꎬ 大笔补贴对安得拉邦儿童体重 (相对于年龄) 的影响没有统计 学意义ꎮ 然而ꎬ 正如 Ｋｏｃｈａｒ (２００５) 所表明的那样ꎬ 印度食物补贴计划影响 有限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家庭的参与率低和补贴食物购买量低ꎮ 相比之下ꎬ 在 埃及ꎬ 如上所示ꎬ 巴拉迪面包面粉计划的家庭参与率很高ꎬ 配给卡计划的家 庭接纳率几乎是 １００％ꎮ 埃及家庭补贴和非补贴食物的消费量 食物消费模式表明家庭膳食的构成ꎬ 进而表明家庭或多或少对营养丰 富的食物的偏好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的食 品消费支出部分报告了近 ３００ 种食物的家庭支出———包括 １５ 天内消费的补 贴食物及其非补贴替代品①ꎮ ＨＩＥＣＳ 数据可用于计算平均粮食预算份额和 估算恩格尔曲线 (描述食品支出如何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变化)ꎮ 由于 这项研究涉及幼儿及其母亲的营养不良ꎬ 以下列出的食物预算份额和恩格 尔曲线的样本仅包括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集中的家庭ꎬ 其中包括 ６ ~ ５９ 个 月的儿童———称为 “家庭” ꎮ 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食物采购以及食物补 贴计划的设计和覆盖范围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ꎬ 因此分析是针对城市和农 村地区进行的ꎮ 这些样本与下一章提出的主要实证分析中使用的家庭样本 数据集相同②ꎮ 食物消费模式表明ꎬ 城市家庭在食物上的人均消费量显著高于农村家 庭ꎬ 但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较低 (表 ３􀆰 ６)ꎮ 除了补贴食品之外ꎬ 城乡 (绝 对) 食物支出的差异部分是由于食物价格的差异ꎬ 如 ＨＩＥＣＳ 数据所示ꎬ 城 市地区的食物价格高于农村地区ꎮ 尽管城市家庭食物的绝对支出较高ꎬ 但 城市家庭平均将家庭收入的 ３８􀆰 ７％用于食物消费ꎬ 而农村家庭的这一比例 为 ４２􀆰 ４％ꎮ 此外ꎬ 城市家庭的食物预算份额变化幅度大约是农村家庭的两 倍ꎮ 城乡家庭将其食物预算的最大份额用于肉类和鱼类的消费ꎮ 平均而 􀅰７５􀅰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① ② 对于家庭自产食物和食物赠品ꎬ 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中报告了受访者的估计价值ꎮ 它还 提供有关消耗量的数据ꎬ 但通常仅适用于一些非加工食物ꎮ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集 (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中有 １９􀆰 ９％消费食品无法获得数量ꎬ 其中包括基本食物项目ꎬ 如所有类型的面包和 烘焙产品、 奶类和其他一些动物源食品ꎮ 因此ꎬ 不能产生可靠的、 基于数量的食物消费模式ꎮ 请参阅下一章中的 “调查数据和估计变量” 小节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言ꎬ 肉类和鱼类消费占城乡食品预算的 ３０％以上ꎮ 城市和农村家庭在谷物 (分别为 １３􀆰 ０％和 １６􀆰 ０％) 和蔬菜的 (城市和农村家庭都占 １２％左右) 消 费上投入的食物预算份额要低得多ꎮ 在被考虑的食物组中ꎬ 城市和农村家 庭在食物预算份额方面的最大差异在谷物消费以及奶类和奶制品的消费 上ꎮ 城市家庭的食物预算中谷物消费 (低 ３􀆰 ０ 个百分点) 所占份额非常 低ꎬ 在奶类和奶制品消费中所占份额较高 (超出 ３􀆰 ４ 个百分点)ꎮ 与农村 家庭相比ꎬ 城市家庭在食物预算中用于肉类和鱼类消费的份额也略大 (超 过 ０􀆰 ７ 个百分点)ꎬ 但用于蔬菜 (低 ０􀆰 ８ 个百分点) 和可食用油脂较小 (低 ０􀆰 ６ 个百分点)ꎮ 城市和农村家庭将同样比例的预算用于糖类 (３􀆰 ７％) 和豆类 (１􀆰 ８％ ~１􀆰 ９％) 的消费ꎮ 鉴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补贴食物价格相同ꎬ 食物消费模式意味着城市和 农村家庭一般情况下消费巴拉迪面包或 /和面粉的人均数量相似 (表 ３􀆰 ６)ꎮ 持有配给卡的城市家庭在配给卡计划下对补贴食物的消费量明显高于使用配 给卡的农村家庭ꎮ 这与我们的发现一致ꎬ 即城市持卡人的人均配额较高 (表 ３􀆰 ４)ꎮ 具体而言ꎬ 拥有配给卡的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消费更多的补贴大米和 食用油以及更少的补贴糖ꎮ 城市家庭补贴糖的消费量较低可能反映了他们对 非补贴、 更精制的糖的偏好ꎬ 因为城市家庭的人均糖消费量高于农村家庭 (糖价没有显著差异)ꎮ 补贴食物占食物组支出的很大份额 (表 ３􀆰 ６)ꎮ 如果以食物量或能量来 衡量ꎬ 它们在食物消费中的份额可能会更大ꎮ 如果没有补贴ꎬ 消费者购买相 同数量或能量的补贴食品的支出会大大增加ꎮ 在支出方面ꎬ 巴拉迪面包面粉 平均占城市和农村家庭谷物消费量的 ２４％左右ꎮ 大米占城市家庭谷物消费量 的 ３２􀆰 ７％ꎬ 农村家庭的 ２９􀆰 ７％ꎮ 在持卡人中ꎬ 大部分消费的大米是补贴大 米ꎬ 而城市家庭消费补贴大米的比例高于农村家庭 (高出 ４􀆰 ３ 个百分点)ꎮ 配给卡家庭消费的大部分糖和植物油都得到了补贴ꎮ 补贴糖占城市和农村地 区糖消费的 ７２％左右ꎬ 补贴食用油分别占城乡地区植物油支出的 ８２􀆰 ４％和 ９１􀆰 ５％ꎮ 在持有配给卡的城市家庭中ꎬ 食用油的总消费量和补贴油消费量占 总食用油的份额都明显高于农村家庭 (分别为 ３６􀆰 ９％和 ３０􀆰 ９％)ꎮ 总而言之ꎬ 配给卡计划下的城市受益家庭的补贴食品消费绝对值高于农村受益家庭ꎬ 而 补贴大米、 糖和食用油在所有大米、 糖和植物油消费中的比例在城乡受益家 庭之间没有显著差异ꎮ 􀅰８５􀅰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表 ３􀆰 ６　 埃及城市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和食物消费 城市 农村 不同 (ｔ－检验)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收入 (埃及镑) ２３０􀆰 ３ １６６􀆰 ７ １７２􀆰 ２ ８１􀆰 ０ ５８􀆰 １ ∗∗∗５􀆰 ２９ 食物消费 (埃及镑) ８２􀆰 ６ ４５􀆰 ５ ６８􀆰 ７ ２３􀆰 ８ １３􀆰 ９ ∗∗∗１􀆰 ４６ 收入分配 (％) ３８􀆰 ７ １０􀆰 ７ ４２􀆰 ４ １０􀆰 ５ －３􀆰 ７ ∗∗∗０􀆰 ４０ 谷类 (埃及镑) １０􀆰 １ ５􀆰 ３ １０􀆰 ８ ５􀆰 ０ －０􀆰 ７ ∗∗∗０􀆰 １９ 食物消费份额 (％) １３􀆰 ０ ４􀆰 ８ １６􀆰 ０ ５􀆰 ５ －３􀆰 ０ ∗∗∗０􀆰 １９ 巴拉迪面包和面粉 (埃及镑) １􀆰 ９ １􀆰 ３ １􀆰 ９ １􀆰 ４ ０􀆰 ０ ０􀆰 ０５ 谷类消费份额 (％) ２４􀆰 ０ １８􀆰 ７ ２４􀆰 １ ２１􀆰 ５ －０􀆰 １ ０􀆰 ７４ 大米 (埃及镑) ３􀆰 ３ ２􀆰 ５ ３􀆰 ５ ３􀆰 ３ －０􀆰 ２ ∗∗０􀆰 １１ 谷类消费份额 (％) ３２􀆰 ７ １７􀆰 ６ ２９􀆰 ７ １９􀆰 ５ ３􀆰 ０ ∗∗∗０􀆰 ６９ 补贴大米 (埃及镑) ０􀆰 ９ ０􀆰 ７ ０􀆰 ７ ０􀆰 ７ ０􀆰 ２ ∗∗∗０􀆰 ０４ 大米消费份额 (％) ５９􀆰 ０ ４４􀆰 ９ ５４􀆰 ７ ４５􀆰 ６ ４􀆰 ３ ∗２􀆰 ５０ 蔬菜 (埃及镑) ９􀆰 ０ ４􀆰 ３ ８􀆰 ４ ３􀆰 ６ ０􀆰 ６ ∗∗∗０􀆰 １５ 食物消费份额 (％) １１􀆰 ７ ４􀆰 １ １２􀆰 ４ ３􀆰 ８ －０􀆰 ８ ∗∗∗０􀆰 １５ 豆类 (埃及镑) １􀆰 ３ １􀆰 ５ １􀆰 ２ １􀆰 ２ ０􀆰 １ ∗０􀆰 ０５ 食物消费份额 (％) １􀆰 ８ ２􀆰 ０ １􀆰 ９ １􀆰 ８ －０􀆰 １ ０􀆰 ０７ 鱼和肉 (埃及镑) ２７􀆰 ４ １８􀆰 ２ ２１􀆰 ９ ９􀆰 ５ ５􀆰 ４ ∗∗∗０􀆰 ５８ 食物消费份额 (％) ３２􀆰 ５ ８􀆰 ５ ３１􀆰 ８ ７􀆰 ９ ０􀆰 ７ ∗∗０􀆰 ３１ 奶类和奶制品 (埃及镑) １０􀆰 ２ ８􀆰 ６ ５􀆰 ８ ４􀆰 ２ ４􀆰 ４ ∗∗∗０􀆰 ２７ 消费份额 (％) １１􀆰 ５ ６􀆰 ０ ８􀆰 １ ４􀆰 ４ ３􀆰 ４ ∗∗∗０􀆰 ２０ 糖类 (埃及镑) ３􀆰 ０ ２􀆰 ３ ２􀆰 ５ ２􀆰 ０ ０􀆰 ５ ∗∗∗０􀆰 ０８ 消费份额 (％) ３􀆰 ７ ２􀆰 ４ ３􀆰 ７ ２􀆰 ６ ０􀆰 ０ ０􀆰 ０９ 糖 (埃及镑) ２􀆰 ５ １􀆰 ８ ２􀆰 ２ １􀆰 ８ ０􀆰 ３ ∗∗∗０􀆰 ０７ 糖消费份额 (％) ８７􀆰 ４ ２０􀆰 ４ ８７􀆰 ２ ２０􀆰 ０ ０􀆰 ２ ０􀆰 ７６ 补贴糖 (埃及镑) ０􀆰 ８ ０􀆰 ４ ０􀆰 ９ ０􀆰 ４ －０􀆰 １ ∗∗∗０􀆰 ０２ 消费份额 (％) ７１􀆰 ９ ３４􀆰 ４ ７２􀆰 ６ ３２􀆰 １ －０􀆰 ８ １􀆰 ８７ 食用油脂 (埃及镑) ６􀆰 ０ ３􀆰 ７ ５􀆰 ５ ３􀆰 １ ０􀆰 ５ ∗∗∗０􀆰 １３ 消费份额 (％) ７􀆰 ５ ３􀆰 ４ ８􀆰 １ ３􀆰 ７ －０􀆰 ６ ∗∗∗０􀆰 １３ 植物油 (埃及镑) ３􀆰 ２ ２􀆰 ４ ２􀆰 ０ １􀆰 ５ １􀆰 ２ ∗∗∗０􀆰 ０８ 消费份额 (％) ５４􀆰 ５ ２３􀆰 ３ ４１􀆰 １ ２４􀆰 ５ １３􀆰 ４ ∗∗∗０􀆰 ８９ 补贴食用油 (埃及镑) １􀆰 ３ ０􀆰 ７ １􀆰 ２ ０􀆰 ６ ０􀆰 １ ∗∗０􀆰 ０４ 植物油消费份额 (％) ８２􀆰 ４ ３１􀆰 ９ ９１􀆰 ５ ２３􀆰 ０ －９􀆰 ２ ∗∗∗１􀆰 ６４ 􀅰９５􀅰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续表) 城市 农村 不同 (ｔ－检验)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Ｃ 标准差 大米、 糖、 植物油 (埃及镑) ９􀆰 ０ ４􀆰 ９ ７􀆰 ７ ４􀆰 ７ １􀆰 ３ ∗∗∗０􀆰 １８ 食品消费份额 (％) １１􀆰 ５ ５􀆰 ２ １１􀆰 ０ ５􀆰 ４ ０􀆰 ４ ∗∗０􀆰 ２０ 补贴大米、 糖、 食用油 (埃 及镑) ａ ２􀆰 ９ １􀆰 ４ ２􀆰 ７ １􀆰 １ ０􀆰 ２ ∗∗０􀆰 ０７ 大米、 糖、 食用油消费份额 (％) ６４􀆰 ９ ３４􀆰 ４ ６３􀆰 １ ３４􀆰 ０ １􀆰 ８ １􀆰 ９０ 　 　 资料来源: 作者的计算基于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ꎮ 注: 完整的城市和农村样本分别包括 １ １３０ 个和 １ ９１１ 个家庭ꎮ 报告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是指 １５ 天的时间段ꎮ ａ价值是指配给卡持有人ꎮ 城乡样本分别包括 ４５３ 户和 １ １７１ 户ꎮ ｂ糖类包括糖、 蜂蜜和糖蜜ꎮ ｃ∗∗∗ꎬ ∗∗ꎬ ∗意味着平均差异在 １％ꎬ ５％和 １０％水平上分别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通过考虑城市 和农村样本中的不等方差来进行 ｔ 检验ꎮ 食物消费模式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变化ꎬ 因为消费者的食物选择受到 预算限制ꎮ 因此ꎬ 贫困和非贫困埃及人之间的食物消费极大可能具有差异ꎮ 埃及的食物补贴制度被认为是以贫困人口为目标ꎬ 特别是在城市地区的贫困 人口ꎬ 尽管补贴食物为吉芬商品 (Ａｄａｍｓꎬ ２０００ꎻ Ａｌｉ 和 Ａｄａｍｓꎬ １９９６ꎻ Ａｌ－ Ｓｈａｗａｒｂｙ 和 Ｅｌ－Ｌａｉｔｈｙꎬ ２０１０)ꎮ 消费者理论认为ꎬ 低收入家庭比高收入家庭 消费的吉芬商品 (相对和绝对值) 更多ꎮ 因此ꎬ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被认为由 于仅补贴基本食物以及补贴食物存在质量差异而导致其处于劣势ꎮ 恩格尔曲 线为这一假设的有效性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在特定食物上的花费提供了 证据ꎮ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估算的恩格尔曲线 表明ꎬ 只有巴拉迪面包面粉是城市和农村地区家庭中的劣质食物ꎮ 高收入 家庭中的巴拉迪面包和面粉的人均消费量明显低于低收入家庭ꎬ 特别是在 城市地区 (图 ３􀆰 ４)ꎮ 相比之下ꎬ 在配给卡计划下ꎬ 城市和农村地区高收 入受益家庭人均消费的所有补贴食物显著高于低收入受益家庭 (图 ３􀆰 ５)ꎮ 单独来看ꎬ 在城市地区ꎬ 有配给卡的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大米和食用油支出 明显高于有配给卡的低收入家庭 (图 ３􀆰 ６ 至图 ３􀆰 ８)ꎮ 农村地区的高收入受 益家庭的补贴大米和食用油的人均支出以及城乡地区高收入受益家庭补贴 糖的人均支出较高ꎬ 尽管收入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上不具有统计 􀅰０６􀅰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学显著性 (图 ３􀆰 ６ 至图 ３􀆰 ８)ꎮ 因此ꎬ 估计的恩格尔曲线不支持配给卡计划 下对任何补贴食物的劣势假设ꎬ 至少对有 ６ ~ ５９ 个月大儿童的家庭是这 样的ꎮ 图 ３􀆰 ４　 埃及家庭食物消费总量、 谷物消费量和巴拉迪面包 面粉消费量的恩格尔曲线 资料来源: 作者的估计基于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ꎮ 注: 家庭收入和支出价值以人均基准表示ꎬ 指的是 １５ 天期间内以埃及比索为单位报告的数字ꎬ 并转换为对数ꎮ ｙ 轴表示家庭支出水平 (以对数表示)ꎬ ｘ 轴表示家庭收入水平 (以对数表示)ꎮ 使用 １ 阶的分数阶多项式回归和方差的无偏估计来估计恩格尔曲线ꎮ 为了控制可能的空间和时 间价格差异ꎬ 回归包括通过省 (汇总) 划分的家庭位置和调查月份的二元变量ꎮ 所呈现的曲线和 报告的家庭收入的预测支出值相联系 (控制空间和时间价格差异)ꎮ 曲线周围的阴影区域标志着 ９５％置信区间ꎮ 城乡样本分别包括 １ １３０ 个和 １ ９１１ 个家庭ꎮ 在城市样本中ꎬ Ｒ２ (表示估计回归模型的总体统 计拟合) 对食物消费总量为 ０􀆰 ６８９ꎬ 对谷物消费量为 ０􀆰 ４０７ꎬ 对巴拉迪面包和面粉消费量为 ０􀆰 １０４ꎮ 在农村样本中ꎬ Ｒ２ 分别为 ０􀆰 ６２６ꎬ ０􀆰 ３７３ 和 ０􀆰 ０９９ꎮ 估算的恩格尔曲线也显示随着收入增加ꎬ 有无配给卡的家庭间对食物支 出的变化没有 (明显) 区别 (图 ３􀆰 ５ 至图 ３􀆰 １０)ꎮ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ꎬ 人 均食物支出以及所有 (经考虑) 食物的人均消费在城乡家庭中几乎呈线性增 加ꎮ 因此ꎬ 在高收入水平上没有满足食物需求的趋势ꎬ 甚至在基本食物如谷 类、 糖和食用油方面也没有ꎮ 不过ꎬ 估算的恩格尔曲线斜率显示ꎬ 就收入弹 性而言ꎬ 食物组支出间无明显区别ꎮ 奶类和奶制品消耗对收入变动最为敏 感ꎬ 其次是肉和鱼的消耗ꎬ 谷类消耗是最不敏感的ꎮ 糖类、 食用油脂和蔬菜 类对收入变动的敏感度较适中ꎬ 并且这些食物组支出的收入弹性显示出相似 性ꎮ 豆类消费收益系数的恩格尔曲线在 １０％水平下ꎬ 统计学意义不显著ꎬ 因 􀅰１６􀅰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３􀆰 ５　 埃及家庭的食物总量ꎬ 食用大米、 糖和植物油ꎬ 补贴大米、 糖和食用油消费的恩格尔曲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估算ꎮ 注: 家庭收入和支出值以人均表示ꎬ 指 １５ 天的时间内ꎬ 以埃及比索为单位报告ꎬ 并转换为 对数ꎮ ｙ 轴表示家庭支出水平 (以对数表示)ꎬ ｘ 轴表示家庭收入水平 (以对数表示)ꎮ 使用 １ 阶的分数多项式回归和方差的无偏估计来估计恩格尔曲线ꎮ 为了控制可能的空间和时 间价格差异ꎬ 回归包括通过省 (汇总) 划分的家庭位置和调查月份的二元变量ꎮ 所呈现的曲线和 报告的家庭收入的预测支出值关联 (控制空间和时间价格差异)ꎮ 曲线周围的阴影区域标志着 ９５％的置信区间ꎮ 配给卡持有人的城乡样本分别为 ４５３ 户和 １ １７１ 户ꎮ 非持卡人的城乡样本分别包括 ６７７ 户和 ７４０ 户ꎮ 在配给卡持有人的城市样本中ꎬ 食物消费总量的 Ｒ２ 值为 ０􀆰 ６４４ꎻ 消费大米、 糖和植物油 的值为 ０􀆰 ４２６ꎻ 消费补贴大米、 糖和食用油的值为 ０􀆰 ０７６ꎮ 在非持卡人的城市样本中ꎬ 食物消费总 量的值为 ０􀆰 ７０５ꎬ 大米、 糖和植物油消费的值为 ０􀆰 ３４０ꎮ 在配给卡持卡人的农村样本中ꎬ Ｒ２ 值分 别为 ０􀆰 ６１０ꎬ ０􀆰 ６０９ 和 ０􀆰 ０５９ꎮ 在非持卡人的农村样本中ꎬ Ｒ２ 值分别为 ０􀆰 ６５８ 和 ０􀆰 ４８７ꎮ 此不允许解释ꎮ 最后ꎬ 应该指出的是ꎬ 估计的恩格尔曲线和受益与非受益家庭的消费模 式不能够对埃及粮食补贴的 (营养) 影响得出结论ꎮ 结果可能由协变量驱 动ꎬ 协变量与 (非) 参与食物补贴制度或收到的补贴金额系统性地相关ꎬ 并 􀅰２６􀅰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３􀆰 ６　 埃及家庭谷物、 大米和补贴大米消费的恩格尔曲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ＣＡＭＰ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的数据估算ꎮ 注: 家庭收入和支出值以人均表示ꎬ 指 １５ 天的时间内ꎬ 以埃及比索为单位报告ꎬ 并转 换为对数ꎮ ｙ 轴表示家庭支出水平 (以对数表示)ꎬ ｘ 轴表示家庭收入水平 (以对数表示)ꎮ 使用 １ 阶的分数多项式回归和方差的无偏估计来估计恩格尔曲线ꎮ 为了控制可能的空间和时 间价格差异ꎬ 回归包括通过省 (汇总) 划分的家庭位置和调查月份的二元变量ꎮ 所呈现的 曲线和报告的家庭收入的预测支出值 (控制空间和时间价格差异) 相关ꎮ 曲线周围的阴影 区域标志着 ９５％的置信区间ꎮ 配给卡持有人的城乡样本分别为 ４５３ 户和 １ １７１ 户ꎮ 非持卡人的城乡样本分别包括 ６７７ 户和 ７４０ 户ꎮ 在配给卡持有人的城市样本中ꎬ 谷物消费的判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４２１ꎬ 大米消费为 ０􀆰 ５１８ꎬ 补贴大米消费为 ０􀆰 １４５ꎮ 在非持卡人的城市样本中ꎬ 谷物消费的判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４０６ꎬ 大米消费为 ０􀆰 ５１２ꎮ 在配给卡持有人的农村样本中ꎬ 判定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 ４０６ꎬ ０􀆰 ７０５ 和 ０􀆰 ２９７ꎮ 在非持卡人的农村样本中ꎬ 判定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 ３４１ 和 ０􀆰 ５９４ꎮ 且不受控制ꎮ 这种系统性的关联可能导致有偏差的估计ꎮ 这个问题将在下一 章的主要实证分析中讨论ꎮ 􀅰３６􀅰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３􀆰 ７　 埃及家庭中糖类、 食糖和补贴食糖消费的恩格尔曲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数据进行估算ꎮ 注: 糖类包括食糖、 蜂蜜和糖浆ꎮ 家庭收入和支出值以人均表示ꎬ 以 １５ 天为期限ꎬ 以埃及比索为单位出具报告ꎬ 并转换 为对数ꎮ ｙ 轴表示家庭支出水平 (以对数表示)ꎬ ｘ 轴表示家庭收入水平 (以对数表示)ꎮ 恩格尔曲线使用 １ 级分段式回归函数和方差无偏估计进行预估ꎮ 为控制可能的时空价 格差异ꎬ 此回归分析包括按省 (集合体) 表明家庭位置以及所调查月份的二元变量ꎮ 所呈 现曲线与所预估的家庭收入支出值相关联 (控制时空价格差异)ꎮ 曲线周围的阴影区域标 记 ９５％置信区间ꎮ 城市和农村配给持卡人样本分别包含 ４５３ 户和 １ １７１ 户家庭ꎮ 城市和农村非持卡人样 本分别包含 ６７７ 户和 ７４０ 户家庭ꎮ 配给卡持卡人城市样本中ꎬ 糖类消耗判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１５６ꎬ 食糖消耗为 ０􀆰 １４９ꎬ 补贴糖消耗为 ０􀆰 ０５５􀆰 非持卡人城市样本中ꎬ 糖类消耗判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２３５ꎬ 食糖消耗为 ０􀆰 １９７ꎮ 在配给卡持卡人的农村样本中ꎬ 判定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 １４３ꎬ ０􀆰 ２２６ 和 ０􀆰 ０４１ꎮ 非持卡人农村样本中ꎬ 判定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 １４８ 和 ０􀆰 １４９ꎮ 􀅰４６􀅰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３􀆰 ８　 埃及家庭中食用油脂ꎬ 植物油和补助食用油消费的恩格尔曲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数据进行估算ꎮ 注: 家庭收入和支出值以人均表示ꎬ 以 １５ 天为期限ꎬ 以埃及比索为单位出具报告ꎬ 并转换为对数ꎮ ｙ 轴表示家庭支出水平 (以对数表示)ꎬ ｘ 轴表示家庭收入水平 (以对数 表示)ꎮ 恩格尔曲线使用 １ 级分段式回归函数和方差无偏估计进行预估ꎮ 为控制可能的时空 价格差异ꎬ 此回归分析包括按省 (集合体) 表明家庭位置以及所调查月份的二元变量ꎮ 所呈现曲线与所预估的家庭收入支出值相关联 (控制时空价格差异)ꎮ 曲线周围的阴影 区域标记 ９５％置信区间ꎮ 城市和农村配给卡持卡人样本分别包含 ４５３ 户和 １ １７１ 户家庭ꎮ 城市和农村非持卡 人样本分别包含 ６７７ 户和 ７４０ 户家庭ꎮ 配给卡持卡人城市样本中ꎬ 食用油脂消耗判定系 数 Ｒ２ 为 ０􀆰 ３４９ꎬ 植物油消耗为 ０􀆰 ２１９ꎬ 补贴食用油消耗为 ０􀆰 ０８０􀆰 非持卡人城市样本中ꎬ 食用油脂消耗判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３２８ꎬ 植物油消耗为 ０􀆰 ２３５ꎮ 在配给卡持卡人的农村样本 中ꎬ 判定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 ２９５ꎬ ０􀆰 １９３ 和 ０􀆰 １０４ꎮ 非持卡人农村样本中ꎬ 判定系数 Ｒ２ 分 别为 ０􀆰 ２６３ 和 ０􀆰 ３１１ꎮ 􀅰５６􀅰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３􀆰 ９　 埃及家庭中蔬菜和豆类消费的恩格尔曲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数据进行预估ꎮ 注: 家庭收入和支出值以人均表示ꎬ 以 １５ 天为期限ꎬ 以埃及比索为单位出 具报告ꎬ 并转换为对数ꎮ ｙ 轴表示家庭支出水平 (以对数表示)ꎬ ｘ 轴表示家庭 收入水平 (以对数表示)ꎮ 恩格尔曲线使用 １ 阶分段式回归函数和方差无偏估计进行预估ꎮ 为控制可能 的时空价格差异ꎬ 此回归分析包括按省 (集合体) 表明的家庭位置以及所调查 月份的二元变量ꎮ 所呈现曲线与所预估的家庭收入支出值相关联 (控制时空价 格差异)ꎮ 曲线周围的阴影区域标记 ９５％置信区间ꎮ 城市和农村配给卡持卡人样本分别包含 ４５３ 户和 １ １７１ 户家庭ꎮ 城市和农村 非持卡人样本分别包含 ６７７ 户和 ７４０ 户家庭ꎮ 配给卡持卡人城市样本中ꎬ 蔬菜消 耗判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４２５ꎬ 豆类消耗为 ０􀆰 １９１ꎮ 非持卡人城市样本中ꎬ 蔬菜消耗判 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４２７ꎬ 豆类消耗判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１０９ꎮ 在配给卡持卡人的农村样 本中ꎬ 判定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 ３７５ 和 ０􀆰 ２２６ꎮ 非持卡人农村样本中ꎬ 判定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 ３７６ 和 ０􀆰 １６８ꎮ 􀅰６６􀅰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图 ３􀆰 １０　 埃及家庭中肉、 鱼以及奶和奶制品消费的恩格尔曲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 (２０１１) 数据进行预估ꎮ 注: 家庭收入和支出值以人均表示ꎬ 以 １５ 天为期限ꎬ 以埃及比索为单位出具报告ꎬ 并转换为对数ꎮ ｙ 轴表示家庭支出水平 (以对数表示)ꎬ ｘ 轴表示家庭收入水平 (以对数 表示)ꎮ 恩格尔曲线使用 １ 阶分段式回归函数和方差无偏估计进行预估ꎮ 为控制可能的时空 价格差异ꎬ 此回归分析包括按省 (集合体) 划分的家庭位置以及所调查月份的二元变 量ꎮ 所呈现曲线与所预估的家庭收入支出值相关联 (控制时空价格差异)ꎮ 曲线周围的 阴影区域标记 ９５％置信区间ꎮ 城市和农村配给卡持卡人样本分别包含 ４５３ 户和 １ １７１ 户家庭ꎮ 城市和农村非持卡 人样本分别包含 ６７７ 户和 ７４０ 户家庭ꎮ 配给卡持卡人城市样本中ꎬ 肉和鱼消耗的判定系 数 Ｒ２ 为 ０􀆰 ２２７ꎬ 奶类和奶制品的消耗判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２６１ꎮ 非持卡人城市样本中ꎬ 肉和 鱼的消耗判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３７２ꎬ 奶类和奶制品的消耗判定系数 Ｒ２ 为 ０􀆰 ３１０ꎮ 在配给卡 持卡人的农村样本中ꎬ 判定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 ３８４ 和 ０􀆰 ３４２ꎮ 非持卡人农村样本中ꎬ 判定 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 ３１１ 和 ０􀆰 ２３０ꎮ 􀅰７６􀅰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埃及的营养———有益投资 除不足和不当的食物摄取外ꎬ 健康状况不佳ꎬ 尤其是寄生虫病和腹泻ꎬ 是引起慢性营养不良的另一原因ꎬ 尤其会在孩子中发生 (Ｂｌａｃｋ 等ꎬ ２００８ꎻ Ｋａｔｏｎａ 和 Ｋａｔｏｎａ－Ａｐｔｅꎬ ２００８ꎻ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ꎬ Ｌａｔｈａｍ 和 Ｏｔｔｅｓｅｎꎬ ２０００ꎻ ＵＮＩＣＥＦꎬ １９９０)ꎮ 因此ꎬ 在 ２１ 世纪初ꎬ 增加的疾病负担以及对营养不良和 营养过剩防治的减少ꎬ 可能已经引发了埃及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和经济增长 与营养状况不匹配ꎮ 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缺乏健康认识可能是造成与营养有关 的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以及初级保健 (包括妇幼保健和营养干预) 投资不足 的原因ꎮ 投资不足可能是因为公共预算下降ꎬ 反过来ꎬ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 是因为食物补贴制度成本上升ꎮ 此外ꎬ 除假定直接的、 与饮食相关的影响 外ꎬ 埃及食物补贴制度对营养发展有另外一个间接影响ꎮ 此间接影响源于公 共预算对食物补贴制度的分配ꎬ 不能用于选择更加对营养有益的投资ꎮ 因为 下一章节中的主要实证分析只涉及潜在的直接营养影响ꎬ 因此ꎬ 以下两个小 节仅简要回顾可能存在的投资不足的关键问题ꎬ 这些问题可能促成了埃及的 营养挑战ꎬ 特别是儿童长期营养不良ꎮ 营养导向型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 世界上有许多寄生虫病和腹泻会减少食物吸收并导致营养流失ꎬ 包括肠 蠕虫病、 血吸虫病和细菌感染ꎬ 这些疾病会通过被污染的饮用水和食物的摄 入或直接与排泄物接触进入人体 (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ꎬ Ｌａｔｈａｍ 和 Ｏｔｔｅｓｅｎꎬ ２０００)ꎮ 居住环境卫生条件恶劣、 缺乏安全饮用水以及缺乏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会增 加传染性疾病和慢性营养不良问题的发生ꎬ 尤其是在儿童之中ꎮ 儿童通常更 直接暴露于这些条件之下 (例如爬行时ꎬ 探索物体可食性ꎬ 以及户外玩耍) 并且在孩子们出生的最初几个月时免疫系统较弱ꎮ ＤＨＳ 数据说明在埃及城乡地区 (表 ３􀆰 ７) 已改善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 覆盖面较高ꎮ 此覆盖面在 ２１ 世纪初不断增加ꎬ 农村地区的起始比例较低但 增速更快ꎮ 在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埃及 ９４􀆰 ８％的家庭从其住宅和建筑内部的自来水 管道接收饮用水ꎬ 其中城市家庭 ９８􀆰 ８％ꎬ 农村家庭 ９１􀆰 ０％ꎮ 这些比率与根据 ２０１１ 年的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计算 所得的比率相近ꎮ 据我们计算ꎬ 全埃及 ９５􀆰 ８％的家庭 (９９􀆰 ０％的城市家庭以 􀅰８６􀅰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及 ９３􀆰 １％的农村家庭) 使用自来水ꎮ 在整个埃及ꎬ 自来水几乎完全从尼罗河 获取并且通常认为这样会降低水传播疾病的风险ꎮ 表 ３􀆰 ７　 埃及改善引用水源和卫生设施的住户比例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管道饮水 (％) 　 　 合计 ８７􀆰 ４ ９３􀆰 ３ ９４􀆰 ８ 　 　 城区 ９９􀆰 ０ ９８􀆰 ８ ９８􀆰 ８ 　 　 农村 ７５􀆰 ９ ８８􀆰 ３ ９１􀆰 ０ 抽水马桶 (％) 　 　 合计 ９４􀆰 ４ ９７􀆰 ８ ９９􀆰 ２ 　 　 城区 ９９􀆰 ２ ９９􀆰 ７ ９９􀆰 ８ 　 　 农村 ８９􀆰 ７ ９６􀆰 ０ ９８􀆰 ６ 　 　 数据来源: 美国环境咨询公司 (２０１４)ꎬ 基于 ＤＨＳ 数据ꎮ 几乎所有城乡区域的家庭都使用抽水马桶 (表 ３􀆰 ７)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埃及 ４８􀆰 ５％的家庭ꎬ ７７􀆰 １％的城市家庭和 ２１􀆰 ８％的农村家庭使用现代抽水马桶 (直接连接到饮用水系统ꎬ 与水箱抽水马桶或斗式抽水马桶不同)ꎮ 而且ꎬ 这 些数据与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计算的比率很接近ꎬ 据此数据源ꎬ 全埃及 ５２􀆰 ０％的家庭ꎬ ７９􀆰 ０％的城市家庭以及 ２８􀆰 ４％的农村家庭使用现代抽水马桶ꎮ 另外ꎬ 大多数家庭与废水系统相连ꎮ 根据 ２００８ 年的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ꎬ ８９􀆰 ８％的城市家庭和 ３７􀆰 ０％的农村家庭与公共下水道连接ꎻ ５􀆰 ４％的城市家庭 和 ２８􀆰 ５％的农村家庭与地下相连ꎻ ４􀆰 ３％的城市家庭和 ２８􀆰 ４％的农村家庭与 污水处理系统相连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和 Ｗａｙꎬ ２００９)ꎮ 因此ꎬ 群众住房内因不当饮用水源和卫生设备引起的感染风险可能会降低ꎮ 然而ꎬ 这些统计未提供饮用水和废水系统的质量信息ꎬ 因此在家庭外部仍存在感 染风险ꎮ 例如ꎬ 住宅附近有露天管道的废水处理系统可能将污水渗入灌溉渠ꎮ 因 此ꎬ 人类可能经常接触到排泄物ꎬ 而且排泄物很容易进入食物链ꎮ 尤其是在农村 地区ꎬ 孩子们在可能已污染的河中游泳ꎬ 并且家畜从这些河中饮水ꎮ 表 ３􀆰 ８　 埃及家庭垃圾 /废物处理方法的比例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城市 乡村 合计 城市 乡村 合计 从家庭回收 (％) ５３􀆰 ６ ２６􀆰 ４ ３９􀆰 ５ ４６􀆰 ５ ２８􀆰 ２ ３７􀆰 ０ 从街道集装箱回收 (％) ３２􀆰 ８ ４􀆰 ４ １８􀆰 ０ ３４􀆰 ４ ３􀆰 ５ １８􀆰 ４ 倒在街道或者空地上 (％) ９􀆰 ９ ２５􀆰 ９ １８􀆰 ３ １６􀆰 ４ ３１􀆰 ２ ２４􀆰 １ 􀅰９６􀅰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续表)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城市 乡村 合计 城市 乡村 合计 倒在河中或排水道里 １􀆰 ３ １８􀆰 ３ １０􀆰 １ ０􀆰 ８ １６􀆰 ４ ８􀆰 ９ 焚烧 １􀆰 ９ １８􀆰 ９ １０􀆰 ８ １􀆰 ４ １５􀆰 ５ ８􀆰 ７ 喂养动物 ０􀆰 ３ ５􀆰 ９ ３􀆰 ２ ０􀆰 ２ ４􀆰 ６ ２􀆰 ５ 　 　 数据来源: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和 Ｗａｙ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０９) 病原体的另一个来源是露天腐烂的废物和垃圾与人类直接接触或与供人 类食用的动物接触ꎮ 在整个埃及ꎬ 垃圾 /废物处理不理想ꎬ 农村地区垃圾处 理远不如城市地区 (表 ３􀆰 ８)ꎮ 根据所用指标ꎬ 垃圾处理系统的质量没有明 显改善ꎬ 甚至可能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有所下降 (根据 ２１ 世纪初获得的对照数 据)ꎮ 根据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 ＤＨＳ 的数据ꎬ ２００５ 年有 ５３􀆰 ６％的城市家庭进 行了垃圾 /废物回收ꎬ ２００８ 年 ４６􀆰 ５％ 的城市家庭进行了垃圾 /废物回收 (ＭＯＨꎬ Ｅｌ － 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 和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ꎮ 在农村地区ꎬ 垃 圾处理的覆盖率同期略有增长ꎬ 从 ２６􀆰 ４％上升至 ２８􀆰 ２％ꎮ 城市家庭从街道集 装箱回收垃圾 /废物的比例略有增长ꎬ 从 ３２􀆰 ８％上升至 ３４􀆰 ４％ꎬ 农村家庭垃 圾 /废物倒入河中和排水道的比例略有下降ꎬ 从 １８􀆰 ３％到 １６􀆰 ４％ꎮ 然而ꎬ 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将垃圾 /废物倒在街道或任何空地仍占较大 的比例ꎮ 这些垃圾有时被用来喂养家畜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ꎬ 垃圾喂养家畜的比 例在城市地区增长迅速ꎬ 快于农村地区ꎬ 城市地区的比例从 ９􀆰 ９％上升至 １６􀆰 ４％ꎬ 而农村地区则从 ２５􀆰 ９％上升至 ３１􀆰 ２％ꎮ 由于调查问题的构思不同ꎬ 这些基于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的结果与我们从 ２０１１ 年 ＨＩＥＣＳ 数据 (ＣＡＰＭＡＳ 和 ＷＦＰꎬ ２０１１) 计算出的结果的可比性有限ꎬ 尽管如此ꎬ ＨＩＥＣＳ 数据表明ꎬ ６７􀆰 ５％的家庭ꎬ ５８􀆰 ９％的城市家庭ꎬ ７４􀆰 ９％的农村家庭仍然将垃 圾倒入街道集装箱、 街道和空地上ꎬ 或使用其他不安全的垃圾处理方法ꎮ 总体而言ꎬ 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２１ 世纪埃及日益严重的的经济增长 与营养状况不匹配问题和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是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恶 化所致ꎮ 基本医疗保健和营养干预 运行良好的基本医疗保健系统通过对营养不良、 超重 /肥胖和其他相关 􀅰０７􀅰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疾病进行预防和治疗ꎬ 可以极大地减少营养不良的状况ꎮ 除公共教育机构的 营养教育和食品强化计划外ꎬ 对大多数与营养相关的干预措施的公共投资都 是由卫生部门负责ꎮ 在埃及ꎬ 医疗保健总支出 (包括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 ２００２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６􀆰 １％ꎬ ２０１１ 年下降至 ４􀆰 ９％ꎬ 与 １９９７ 年的占比相 似 (世界银行ꎬ ２０１４)ꎮ 然而ꎬ 按价值计算ꎬ 医疗保健总支出在 ２１ 世纪稳步 增加ꎬ ２０００ 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３３７ 美元ꎬ ２０１１ 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 至 ５２０ 美元 (按 ２０１１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①ꎮ 医疗保健总支出的最大占比是 私人支出———这表明医疗保健制度可能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医疗保健需求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ꎬ 家庭自费医疗保健总支出占医疗保健总支出的 ５５％~ ６１％ (世界银行ꎬ ２０１４)ꎮ 自费支出占埃及医疗保健总支出的比例远远高于全球医 疗保健的平均水平 (２０１１ 年为 ３２􀆰 １％)ꎬ 发展中国家医疗保健的平均水平 (３６􀆰 ５％) 和阿拉伯国家医疗保健的平均水平 (４４􀆰 ０％)ꎮ 关于埃及在与营养相关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预算分配及具备医疗保健 服务成本效益的信息仍然不足ꎮ 跨国研究表明ꎬ 一般来说ꎬ 发展中国家的基 本医疗保健的成本效益很低ꎮ Ｆｉｌｍｅｒ 和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１９９９) 通过比较避免儿童 死亡的医疗干预成本与实际人均公共支出ꎬ 证实了这种低成本效益ꎮ 在发展 中国家ꎬ 为避免儿童死亡的最主要原因而采取的一般医疗干预措施的估计费 用为每名儿童 １０~４ ０００ 美元 (Ｆｉｌｍｅｒ 和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ꎬ １９９９)ꎮ 然而ꎬ Ｆｉｌｍｅｒ 和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１９９９) 运用全国的儿童和婴儿死亡率作为指 标ꎬ 衡量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效果ꎬ 他们估计ꎬ 在处于平均收入水平的 发展中国家ꎬ 避免儿童死亡的实际人均公共支出为 ５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美元ꎮ 作者认为ꎬ 这种成本效益低下的状况主要是医疗保健预算的低效率分配以及 提供低效益的医疗服务造成的ꎮ 在一项后续研究中ꎬ Ｆｉｌｍｅｒ 等 (２０００) 认 为ꎬ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ꎬ 政府资金主要集中在一些廉价的 (治疗性的) 医 疗保健服务上ꎬ 往往这些廉价的医疗服务会挤出功能性的私人服务ꎬ 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缺乏其他可能更有效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ꎮ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ꎬ 医疗保健制度的另一个主要缺点是机构提供服务的能力匮乏ꎬ 尤其缺乏监督 和控制公务人员的能力 (Ｆｉｌｍｅｒꎬ Ｈａｍｍｅｒ 和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ꎬ ２０００)ꎮ 虽然没有关于埃及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成本效益的估计ꎬ 但卫生部门评估 研究的结果指出了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情况与 Ｆｉｌｍｅｒ 及其共同作者分析的情况 􀅰１７􀅰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①卫生支出普遍增加的预期在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略有下降ꎬ ２０１０ 年也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 分别是 ２００３ 年初的埃及镑 ＥＧＰ 贬值和 ２００９ 年全球金融危机ꎮ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一致ꎮ 例如ꎬ 乡村先驱 (社区医疗卫生工作者ꎻ 在阿拉伯语中ꎬ 字面意思是 “乡村先驱” ) 计划是农村地区公共部门的基本医疗保健系统的前沿计划ꎮ 社区医疗卫生工作者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孕妇提供有关孕产妇和儿童的健康 问题的建议ꎬ 如果有必要ꎬ 会将孕妇转至卫生单位ꎮ 该计划总共有 １４ ２８０ 名 长期员工 (２０１２)ꎬ 但运作不良ꎬ 特别是在员工发展和方案绩效评估方面ꎬ 对孕产妇和儿童营养的关注度不够ꎬ 完全忽视了与超重 /肥胖相关的问题以 及相关疾病 (Ａｂｄｅｌｍｅｇｅｉｄ 等ꎬ ２０１５)ꎮ 显然ꎬ 解决非传染性疾病的第一步是让患病个体了解他们的病情ꎮ 埃及 健康问题调查 (ＨＩＳ) ２０１５ 显示ꎬ 许多埃及人并未意识到他们患有高血压ꎮ 在 ＨＩＳ 受访者中ꎬ ４７％的女性高血压患者和 ７３％的男性高血压患者从未被医 疗服务提供者告知他们患有高血压 (ＭＯＨＰꎬ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和 ＩＣ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个体营养状况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婴儿期的喂养方法ꎮ 母乳喂养 不足ꎬ 特别是在婴儿出生后的前 ６ 个月内ꎬ 非纯母乳喂养可能是增加儿童发 育迟缓发病率的主导风险因素ꎮ 据估计ꎬ 全球 ５ 岁以下儿童的疾病负担占 １０％ (Ｂｌａｃｋ 等ꎬ ２００８)ꎮ 虽然大多数埃及儿童在儿时都会进行母乳喂养ꎬ 但 母乳喂养的开始时间过晚、 辅食添加方法不当ꎮ 根据 ＤＨＳ 的数据 (表 ３􀆰 ９)ꎬ 在 ２１ 世纪ꎬ 埃及曾进行母乳喂养的儿童比例稳定ꎬ 在 ９５％左右ꎬ 城乡之间 差异不明显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８ 年ꎬ 只有 ７８􀆰 ０％的新生儿在出生后第一天就得到母 乳喂养ꎬ 出生后一小时内得到母乳喂养的新生儿只有 ４９􀆰 ７％ꎮ 城市地区出生 后一个小时内得到母乳喂养的新生儿的比例明显低于农村地区 (部分原因可 能是城市在医院分娩比例较高和普遍的产后护理惯例)ꎮ 母乳喂养开始时间 较早的比例ꎬ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大幅度下降ꎬ 城市和农村的下降比例大体相 同 (表 ３􀆰 ９)ꎮ 哺乳前喂养在埃及很常见ꎮ 几乎一半的新生儿接受过哺乳前 喂养ꎬ 其中大部分都是喂糖或葡萄糖水ꎬ 茶或其他不适当的液体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和 Ｗａｙꎬ ２００９)ꎮ 在埃及ꎬ 婴儿的纯母乳喂养远未普及ꎬ 并且在 ２１ 世纪略有下降 (表 ３􀆰 ９)ꎮ 根据 ＤＨＳ 的数据ꎬ ６ 个月以下纯母乳喂养的儿童比例 ２０００ 年为 ５６􀆰 ２％ꎬ ２００８ 年下降至 ５３􀆰 ２％ (ＭＯＨꎬ Ｅｌ －Ｚａｎａ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ＯＨＰꎬ ＮＰＣ 和 ＯＲＣ Ｍａｃｒｏ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３ꎻ ＭＯＨＰ 等ꎬ ２００５)ꎮ ０~３ 个月儿童得到纯母乳喂养的比例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保持不变ꎬ 从积 极的方面看ꎬ 给予如奶类ꎬ 茶和糖水等不适当的液体的儿童比例大幅度下降ꎮ 虽然ꎬ 在埃及 ６ 个月以下儿童只有半数多得到纯母乳喂养ꎬ 但与全球和区域的 􀅰２７􀅰 营养与经济发展: 埃及食物补贴效果及其特殊性剖析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平均水平相比ꎬ 埃及纯母乳喂养的普及率相对较高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１３ 个发 展中国家的最新健康调查数据 (世界银行ꎬ ２０１４) 的计算结果表明ꎬ 平均纯母 乳喂养率为 ３７􀆰 ３％ꎬ 而埃及实际上排在该样本中的前 ２５％ꎮ 有可用数据的 １２ 个阿拉伯国家的平均比率仅为 ２４􀆰 ２％ꎮ 在埃及ꎬ 有关大规模营养干预有效性的证据也很少ꎮ 营养文献中的几篇 开创性出版物ꎬ 包括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关于孕产妇和儿童营养不良的柳叶刀 系列的文章 (Ｂｈｕｔｔａ 等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０１３ꎻ Ｂｒｙｃｅ 等ꎬ ２００８) 和其他文献 (例如 Ｈｏｒｔｏｎ 等ꎬ ２０１０) 表 ３􀆰 ９　 埃及常见婴儿喂养方法的普及率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母乳喂养 (％) 曾经母乳喂养 总计 ９５􀆰 ５ ９５􀆰 １ ９６􀆰 １ 城市 ９４􀆰 ９ ９４􀆰 ２ ９５􀆰 ９ 农村 ９５􀆰 ９ ９５􀆰 ６ ９６􀆰 ２ 在出生后 １ 天内开始母乳喂养 总计 ８７􀆰 ５ ７３􀆰 ３ ７８􀆰 ０ 城市 ８６􀆰 １ ７５􀆰 ８ ７９􀆰 ５ 农村 ８８􀆰 ３ ７１􀆰 ９ ７７􀆰 １ 在出生后 １ 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 总计 ５６􀆰 ５ ３７􀆰 ７ ４９􀆰 ７ 城市 ５２􀆰 ０ ３３􀆰 ２ ４５􀆰 ６ 农村 ５９􀆰 ３ ４０􀆰 ２ ５２􀆰 ２ 辅食 (％) ６ 个月以下儿童的纯母乳喂养 总计 ５６􀆰 ２ — ５３􀆰 ２ ０~３ 个月儿童的辅食类型 仅母乳 总计 ６８􀆰 ５ — ６８􀆰 ２ 牛奶和其他液体 (包括茶ꎬ 糖水) 总计 ２６􀆰 ８ — １５􀆰 ４ 　 　 资料来源: ＩＣＦ 国际 (２０１４)ꎬ 基于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ꎮ 注意: —＝数据不可用ꎮ 所有发病率均指调查前 ３ 年内出生的儿童ꎮ 􀅰３７􀅰 第三章　 埃及营养问题特殊性的驱动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确定一系列具体的干预措施ꎬ 这些干预措施已被证明在降低全球孕产妇 和儿童营养不良方面具有极高的成本效益ꎮ 这些针对营养的干预措施可分为 以下几类: 针对行为改变的干预措施ꎬ 包括促进母乳喂养和充分的补充喂 养ꎻ 微量营养素和驱虫干预措施ꎬ 包括主食的铁强化ꎬ 维生素 Ａ 补充和驱虫 行动ꎻ 以及通过医疗保健系统提供的补充和治疗性喂养干预措施 (Ｈｏｒｔｏｎ 等ꎬ ２０１０)ꎮ 事实上ꎬ 其中一些干预措施曾在埃及实施ꎬ 至少是试行ꎮ 埃及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全球营养改善联盟合作ꎬ 为补贴的巴拉迪 面包面粉和食用油实施了强化计划ꎮ 为巴拉迪面包店提供的强化面粉在五年 内进行了大规模试验ꎬ 测试了叶酸强化 ( Ｅｌｈａｋｉｍ 等ꎬ ２０１２ꎻ Ｈｅｆｎｉ 和 Ｗｉｔｔｈöｆｔꎬ ２０１１)ꎮ 还测试了含维生素 Ａ 的补贴食用油的营养强化ꎮ 然而ꎬ 巴 拉迪面粉强化计划的有效性评估结果尚未公布ꎬ 食用油强化项目存在严重的 质量问题ꎬ 限制了该项目的成功推广 (Ｌａｉｌｌｏｕ 等ꎬ ２０１２)ꎮ 此外ꎬ 埃及的国家维生素 Ａ 补充计划的覆盖率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ＩＣ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报告ꎬ 在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访谈前ꎬ 大约每 １０ 个 ９~２３ 个月的儿童中就有 ３ 人接受为期 ６ 个月 的维生素 Ａ 胶囊治疗 (Ｅｌ－Ｚａｎａｔｙ 和 Ｗａ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０９)ꎮ 除了减少维生素 Ａ 缺乏引起的视觉问题和失明外ꎬ 维生素 Ａ 补充剂还可以降低麻疹和腹泻感染 的严重程度以及由这些疾病引起的儿童死亡率和发病率 (Ｂｅａｔｏｎ 等ꎬ １９９４ꎻ Ｂｌａｃｋ 等ꎬ ２００８ꎻ Ｍａｙｏ －Ｗｉｌｓｏｎ 等ꎬ ２０１１ꎻ Ｖｉｌｌａｍｏｒ 和 Ｆａｗｚｉꎬ ２０００)ꎮ 然而ꎬ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补充维生素 Ａ 会降低儿童发育迟缓的发生率 (Ｒｉｖｅｒａ 等ꎬ ２００３)ꎮ 与我们对与营养有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调查结果类似ꎬ 我们对与 营养相关的主要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和营养干预措施的审查没有显示出其在 ２１ 世纪初期恶化的明显迹象ꎬ 这可以解释在这十年中营养不良双重负担为什么 会增加以及经济发展与营养状况不匹配的问题为什么会扩大ꎮ 此外ꎬ 最近一 项关于 １０ 个埃及村庄 (下埃及 ５ 个ꎬ 上埃及 ５ 个) 婴儿营养不良的纵向队 列研究表明ꎬ 儿童营养不良的原因似乎主要与食物摄入有关ꎬ 而与不良健康 状况无关 (Ｋａｖｌｅ 等ꎬ ２０１６)ꎮ 作者发现ꎬ 婴儿从 ６ 个月到 １２ 个月ꎬ 年龄别 身高 Ｚ 评分下降ꎬ 身高别体重 Ｚ 评分增加ꎬ 从